我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價值取向也是多方面的，主要以儒家“仁義為上”價值取向、墨家“功利為上”價值取向、法家“君權為上”價值取向、道家“貴夫無為”價值取向等為主要代表。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我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價值取向也是多方面的，主要以儒家“仁義為上”價值取向、墨家“功利為上”價值取向、法家“君權為上”價值取向、道家“貴夫無為”價值取向等為主要代表。在我國傳統文化中，這些內容不同，類型相異的文化互相激蕩吸收，體現出了價值取向的交融與互補，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內涵豐富的價值系統，其中很多精華部分對于當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起著重要的借鑒作用。
中華文化，流光溢彩，源遠流長。千百年來，潛移默化于炎黃子孫的繁衍變化之中，孕育著中華民族的發展，積淀成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結構，至今還對我們社會的發展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價值取向是主體選取價值的方向，它最集中地表現著選擇者的價值觀念和價值標準[1]。在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價值取向也是多方面的，主要以儒墨道法四家為代表。
一、儒家“仁義為上”的價值取向
儒家認為“仁義”往往表示最高的道德境界、基本的道德原則，“仁義”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可以說“貴仁”代表了孔子的價值觀，同時也是儒家價值觀的主導方向。
(一)仁義道德乃人之本性
儒家認為，人，作為真正的人，之所以區別于其他一切萬物，就在于人有仁義之德。孔子說：“天地之性(生)人為貴”。“民治于仁也，甚于水火”(《衛靈公》)。孟子認為仁義是“心之所同然者”，是人本身固有的，“仁也者，人也”(《盡心下》)。荀子說：“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王制》)董仲舒、朱熹皆有諸多相似論述。他們認為，仁義道德也是人本身固有的一種心靈境界。“仁者靜”、“仁者壽”、“仁者樂山”、“仁者無憂“、“仁者無敵”都充分體現了這種心靈意境和精神境界。因此，仁義道德乃人天生具備的本性。
(二)仁義道德乃修身之本
儒家認為，仁義道德對人的認知、求知、審美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只有具備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才能獲取知識，增進才學。《論語&12539;學而》記載，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說的就是孔子之所以取得了知識，是因為他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知識的扎實鞏固也要靠仁義道德才能夠實現。這就是孔子所講的“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論語&12539;學而》)儒家還認為，仁義道德本身就是一門學問，即修德即求學，好德則好學。仁義道德可以修身的另一方面則體現在，仁義道德可以陶冶人的精神境界，鑄造人的理想人格。從孔子提出的“里仁為美”到孟子提出的“悅我心”，再到后來董仲舒提出的“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春秋繁露&12539;王道通三》)，到朱熹所謂的君子之“極既定于內”，則其形于外者“燦然”，說的都是這層含義。
(二)仁義道德乃治國之本
儒家學者歷來重視仁義道德在治理國家、鞏固政權、統治人民中的作用，并給予高度評價。他們認為治理國家首先要“尚賢”，即選擇、培養有仁義之德的統治者掌握政權并起到表率作用，所以“子欲善而民善矣”(《顏淵》)。其次，提倡“為政以德”，將仁義道德作為治理國家的一切原則的根本，“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孟子把用仁義道德治理國家稱之為“仁政”、“王道”，主張“以德服人”。最后，儒家學者還主要用仁義道德來教化民眾，“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儒家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過程，就充分體現了這一觀點。
二、墨家“功利為上”的價值取向
墨家的價值取向概括地講就是“功”、“利”二字，“功”指的是功業、功效，“利”指物質利益，主要是指廣大民眾的物質利益。墨子主張“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愛》)，并希望天下仁人志士都以此為價值取向。
(一)物質利益乃人生存之本
墨家認為，人之所以區別于飛禽走獸，是因為生存條件的不同，人必須通過勞動創造出一定的物質財富才能滿足生存所需。“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節葬下》)，衣食就是滿足生存需要的物質利益。
(二)“兼利交利”乃道德之核心
墨家認為，一切道德標準必須以對人或社會有利為準則，道德不可以脫離利人、利國家、利百姓、利天下而單獨存在，墨家崇尚“兼愛”，并以此為高尚的道德。并認為當時社會上一切動蕩、災難、罪惡都是因為不“兼愛”而引起的。治理天下正確的道德途徑即“兼以易別”。而墨子所謂的“兼愛”主要是指“兼相愛，交相利”。
(三)“兼愛興利”乃執政之本
在治國方面，墨子也曾提出許多治國良策，曾在《魯問》中提出五項十策的治國方略。其基本原則也是“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將利國、利民、利天下作為“善政”的標準，反之則為“不善政”，主張“節用”、“節葬”、“非攻”、“非樂”，從而達到富國利民，天下大治的理想境界。
(四)“功利”乃言行之準則
墨家認為，功利也是檢驗一切言行的重要標準。孟子提出的“三表法”是先秦哲學家中首次提出的關于言論、認知的衡量標準。墨子認為，三表法對于言論和認知即可辨是非，又可斷利害。此外，墨家還用功利來說明“志功”的關系，“志”就是動機，“功”就是效果，認為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否正確，要考察他的動機、行為和結果，這三者密不可分。對人行為的評價，應該堅持“志功”的統一，即“合志功而觀”。即綜合考慮“志功”因素，不要片面地從某一個方面來衡量人的行為。
三、法家“君權為上”的價值取向
法家是中國古代典型的政治哲學家，他們的價值取向，基本都是圍繞政治領域展開的，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到韓非提出的三者缺一不可，都充分體現了“君權為上”的價值取向。在法家看來，君主處于最高的層次，居于核心地位，“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12539;定法》)，而“法”、“術”、“勢”都是維護君主統治的工具。可以說，法家對君主權力的論述，是中國哲學史上最為系統的。
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