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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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具有穩定形態的文化，有著特定的精神內涵和主導思想。著眼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著重從安土重遷大陸型文化、德性修養倫理型文化、中庸之道和諧型文化三個角度論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特征
文化是一個民族存在和發展的靈魂與精神標志。文化是一個生生不息的運動過程，是人類改造世界的一種巨大力量。文化即歷史，由歷史形成的文化模式深刻地影響人們的社會行為方式。中國傳統文化是我們的先輩傳承下來的豐厚遺產，是歷史的結晶，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和特征，有助于我們把握民族精神的實質，以理性態度和務實精神去繼承傳統，創造未來。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社會在起源、發展和演變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具有獨特文化風貌的總和，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具有穩定形態的文化。它有著特定的精神內涵和主導思想，肩負著中華民族的價值取向，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攏著中華民族自我認同的凝聚力。
中國傳統文化從時間上看，一般指上起“夏”、“商”、“周”奴隸社會，下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的文化，包括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禮儀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學藝術、教育科技等諸多層面的豐富內容。數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成功地保護和維系了中華民族的持續發展。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文明分別在3000―5000年前消失，雖然古老的中華文明也曾遇到過種種危機和挑戰，但卻如同奔騰不息的長江黃河，一往無前，綿延數千年之久從未中斷過，至今仍保持著勃勃生機，成為世人矚目的“東方之謎”。 中國傳統文化是迄今世界上最久遠、最穩定、最輝煌、最豐富的文化之一。
關于中國傳統文化，古今中外有許多學者進行研究。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曾說：“從前，我們誰也不會相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先進的民族存在;現在，因為東方中國的出現，使我們覺醒了。”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在思想啟蒙運動中，對中國崇尚理性的道德觀念也甚為推崇，高舉孔子人道思想的大旗，用以反對宗教神權，反對封建王權，甚至著文主張歐洲各國政府必須以中國為范本。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結晶，其深刻的文化內涵對中華民族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是維系中華民族內在情感因素的精神紐帶和思想基礎，其基本特征主要體現在：
(一)注重“安土重遷”的大陸型文化
各民族文化的生成是由地理位置、從事物質生產的方式以及社會組織形態的多樣性而造成的。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認為對文化產生影響的地理因素主要有三個：干燥的高地和廣闊的草原、巨川大流流經的平原流域、和海洋相連的海岸區域。中國是一個以平原為主，兼有草原和高地的大陸型地理形勢。中國位于東亞大陸，背靠歐亞大陸腹地，東臨浩茫的太平洋。一面臨海、三面險阻叢生的陸路交通地理環境使中國相對與外部世界隔絕。由于高山、大漠與海洋的天然阻隔，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與域外的交通、交流保持著有限的規模和范圍，這就造成了中國文化相對獨立的發展空間和條件。這種半封閉的大陸環境，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是與西方的海洋型文化不同的一種“大陸型文化”。如果說中華文明之樹是植根于一片為江河所滋潤的大陸，那么西方文化之舟則誕生于藍色的波濤之中。作為西方文化濫觴的古希臘古羅馬文化與海有著不解之緣，西方文明誕生在地中海的懷抱，地中海沿岸成為西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中西不同的生存環境必然帶來不同的生產形式和經濟模式。早在殷商時代，農業就已成為華夏居民賴以生存的基本手段。中國幾千年各朝代實行的是以農為主、重農抑商的政策。農耕文明要求農民必須與土地結合，才能實現經濟的發展，居住相對穩定是農業發展的前提。西高東低的地勢、復雜多樣的氣候、眾多的河流湖泊和豐富的資源為中國先民提供了自給自足的物質生活資料。農民固著在自己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生于斯長于斯，統治者的重農固本和小生產者的安土重遷相輔相成。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養成中國人注重實際、立身行事不尚空談的文化精神，形成了中華民族“重實際而黜玄想”的思想性格。這在價值觀上與工商業文明的能說會道、精于算計，游牧文明的勇敢剽悍、游牧四方不同，中國人一直贊美吃苦耐勞的品質，始終追求的是一種恬靜淡然的精神境界。
(二)注重“德性修養”的倫理型文化
從社會結構上看，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是以宗法制度為根本特征的社會結構。宗法制是指用血緣關系為紐帶、尊崇共同祖先以維系親情和在宗族內部區分尊卑等級，并確定繼承權力和家族成員間不同權利和義務的法則。這種以宗法制為基礎的中國社會結構表現為如下幾個特點：一是家國同構，任何一個王朝都實行家天下的原則，國就是皇帝的家業，可以傳之子孫;二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礎上的世卿世祿的官僚制度;三是君權至上的專制制度。君王以萬民之父的身份君臨天下，君權至上要求天下臣民絕對服從君王的權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觀念特別重視家庭成員之間的人倫關系，是中國傳統文化最主要的社會根基，決定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結構及其意識形態。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孟子&12539;離婁上》)。家國同構，家國一體，家是國的微縮，國是家的放大，形成中國傳統文化重倫理、倡道德的特點。在中國歷史上，維系社會關系、調節個人心理平衡和精神生活是通過主體內在的道德理性來約束自我和完善自我實現的。如《禮記&12539;大學》中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從高高在上的天子一直到平民百姓，無一例外都要以修身養性作為人生的根本。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求善”，以“修齊治平”為人生導向，以道德的自我完善為人生價值的第一取向。在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發展進程中，儒家的自我修養理論影響最為深遠。儒家思想致力于個體道德與社會政治的統一，在個體主張為“仁”，在社會主張為“仁政”。在孔子看來，要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要求一個人在德性修養方面要達到仁、智、勇的“三達德境界”即“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12539;子罕》) (三)注重“中庸之道”的和諧型文化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祖先十分強調與大自然的協調、融洽、和諧與一致，即古人所說的“天人合一”。所謂天人合一，就是人與自然界的辯證統一，強調人與自然界的和諧一致，主張人可以認識和利用自然但不應破壞自然。在此基礎上，中國古人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領域都著力追求個人與社會的和諧，國家和民族的統一，逐漸形成了“大一統”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思想觀念。“中庸之道”作為儒家最推崇的為人處世之道，一直貫穿于整個中國古代的傳統觀念之中。“中庸”的“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含義;“庸”是“用”的意思。“中庸”即要適度，不能過也不能不及。中庸的主要思想，在于論述為人處世的普遍原則，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恰到好處。孔子曾贊嘆：“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將“中庸”視為至高的品德，視為君子應當努力去追求的境界。如《論語&12539;學而》中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記&12539;中庸》也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難看出，持“中”之道是達到和諧的根本途徑，也是保持和諧的重要手段。“和”的本意是：“去其兩端，取其中而用之。”體現的是端莊沉穩、守善持中的博大氣魄和寬廣胸襟。孔子所提倡的中庸的本質并不是“無原則”的，是對中庸之道“無過而無不及”恰到好處的把握，是要我們做事情的時候要辨黑白、論是非，把握事物的“中正”、“中和”，即把握事物的核心。中國傳統文化非常重視對倫理道德的追求，而這種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諧。儒家文化的根本目標就是在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也包括了家庭的和諧與社會的和諧。
這里所說的“和”并不是無原則的妥協或者簡單的同一，正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孔子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文化中的“和”是承認差異前提下的和諧，是允許不同聲音的和諧，“百家爭鳴”、“萬馬齊喑”的局面并不是和諧。2003年12月，中國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時說：“和而不同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個偉大的思想。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觀點觀察處理問題，不僅有利于我們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國際社會化解矛盾。”再次向世人昭示了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和而不同”。
中華傳統文化是在中華民族身上烙下深深印記的民族文化基因，記錄著中華民族風雨歷程鮮活的心靈史，也昭示著中華民族弘揚傳統、與時俱進的未來發展方向。現代學者余秋雨在《千年一嘆》寫道：“中國就像是一個兩千多歲的老人，今天他還在和眾多年輕人一起跑在世界的田徑賽場上。”讓我們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態度，一起去守護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真、善、美的精華，傳承中華文明，釋放人生正能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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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又塑造了中華民族。中國傳統文化構成了中華民族振興發展的前提條件，制約著中華民族發展的道路和方向。“我們的未來會走向哪里，與我們今天如何走是緊密相連的;我們今天如何走，又與我們的過去是息息相關的”。[1]
中國傳統文化，就是指以漢族為主體的包括各少數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創造的文化，主要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的古代文化在觀念形態上的體現。從縱向看，它具有發展繼承性，從孔孟儒家文化以來的各種文化的興衰，以及各種文化自身的發展，構筑著中國的傳統文化;從橫向看，它是多元因素構成的，包括傳統的儒、釋、道等諸子百家文化，也包括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佛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及其他外來文化。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看，如何對待傳統文化，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學理問題，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甚至關系到改革開放的成敗，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任何民族、任何國家的現代化，只能是立足于自身傳統的現代化，而只有深刻理解本民族傳統文化，才能以正確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并以此為基礎，選擇符合本民族的發展模式。
從中華文化的總體脈絡來考察，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一、人本主義
自先秦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始終以人生價值目標和意義的闡明及其實踐為核心，以心性修養為重點。因此可以說，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和內在精神是人本主義的。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是宇宙的中心和重心，人與天地相參，并且是衡量萬物的尺度。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強調了天人之間的統一為人們行為的合理尺度。一方面，用人事附會于天命，把人的行為歸結于“天道”的運行，以獲得一個外在的理論架構;另一方面，人往往把主體的倫常和情感貫注于“天道”，并將其擬人化，天成了理性和道德的化身。歷代封建帝王宣稱的“奉天承運”，農民起義的“替天行道”，都是這種思維方式的產物。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誠然是倫理政治文化，“三綱”――“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誠心、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同時也是人本的文化，從人出發，以修身為實現道德政治理想的根本解決辦法。另外，傳統文化總是把人放在一定的人際關系中考察。政治上的君臣關系，家庭中的父子關系、夫妻關系、兄弟關系，社會上的朋友關系等，這“五倫”都有特定的道德規范，以期待構建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
二、重道輕器
傳統文化在處理義與利以及社會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時，表現出一種明顯的“重道輕器”的傾向。在義利關系上，重義輕利甚至棄利取義;在道與功的關系上，舉張明道而不計其功;在名與身的關系上，重視名聲勝過生命，表現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提倡禁欲主義。朱熹認為，人性中有“天理”和“人欲”的對立，要“存天理，滅人欲”。早在朱熹之前，程頤就說過：“視聽言動，非禮不為，既是禮。禮既是禮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無人欲，即皆天理。”(《二程遺書》卷十五)[2]在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上，重社會，輕自然。傳統的倫理本位的原則，使得人們唯道德至上，并把其思維重心和活動重點放在社會歷史領域。先秦“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中國歷代思想家主要致力于經邦治國、服務社稷，在風俗、教化、人倫等方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這種思維方式使人們把個體道德修養放在第一位，因而，在主客體關系上，把注意力過多放在對主體道德修養的培養上，忽略了對客體規律的探求及對大自然的改造。
三、經世致用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濃郁的現實主義精神，崇尚實際。由于“道”并非強加于人們的外在絕對的精神或理念，而是源于實際的倫理關系和政治生活的一種理論概括，所以這個形而上的道就有了自己的現實根據和豐厚的文化土壤。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一奚以為?”[3]不僅僅對于文學活動而言如此，所有一切行為都是要有實際價值和意義的。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4]詩歌的現實作用是事實，而人們積極探求和領悟的真正的現實意義是需要人們去努力挖掘的，是需要人們主動的努力的。韓愈闡明儒家的“道”的核心是仁義。荀子不但重視禮樂，也倡導法律，禮法并重，兼用霸道。雖然在道統上荀子被排擠出了儒家正統，但是他的經世致用的思想對后世的影響不可低估。
四、倫理道德政治
德與政治相互整合，講道德是為了講政治，講政治也是為了講道德;道德體現政治，政治寓于道德之中，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顯著特征。
傳統中國社會是建立在宗法制度和家庭倫理基礎之上的，家國同構，父權借君權以暢行，君權借父權以確立，因而倫理和政治是不分家的。孝親與事君是同一道德原則在不同層面的運用。家族內部用以調整相互關系的道德規范，延伸到社會政治生活領域，便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孔子把“仁者愛人”的“仁”與政治制度上的“禮”相聯系，使仁禮一體，相輔相承，禮治具有道德色彩，道德具有政治功用;孟子的“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舉張實質就是通過倫理政治化，以真正落實儒家家族國家化和國家宗教化的總體構想。西漢初年“以孝治天下”就是倫理道德與政治原則的會通;宋明理學的價值目標也是要構建一種長治久安、永恒穩定的社會秩序。封建社會的“三綱”既是政治原則，又是倫理規范，它溝通了族權與王權，反映了我國傳統文化家國同構的基本特征和價值理念，也給古代的專制統治披上了一層溫情的面紗，緩和了社會矛盾，構筑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也增強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人文主義色彩。
五、協調整體和諧
重視整體利益的維護，從整體的利益出發，提倡協調，達到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特點。在中國哲學中，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強調整體觀念在政治領域，表現為“春秋大一統”的觀念;在社會領域，表現為個人、家庭、國家是不可分割的;在文化領域，表現為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寬容精神;在倫理領域，表現為顧全大局，必要時犧牲個人或局部利益以維護整體利益的價值取向和民族心理。在大一統的社會理想中，有一個和諧融洽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早在3000多年前，中國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更是經常運用“和”的概念來闡發他們的思想和觀念。“和”的思想，強調世界萬事萬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構成的統一整體。在這個統一體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異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規律，所以它能夠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
看了“解析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