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唐·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唐·王勃《膝王閣序》以下就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不能不讀的歷史故事，一起來看看吧!希望能幫到大家。
不能不讀的歷史故事
陸游筑書巢
我的屋子里，有的書堆在木箱上，有的書陳列在前面，有的書放在床上，抬頭低頭，四周環顧，沒有不是書的。我的飲食起居，生病呻吟，感到悲傷，憂愁，憤怒，感嘆，不曾不與書在一起的。客人不來拜訪，妻子子女不相見，而刮風，下雨，打雷，落冰雹等(天氣)變化，也不知道。偶爾想要站起來，但雜亂的書圍繞著我，好像積著的枯樹枝，有時到了不能行走(的地步)，于是就自己笑自己說：“這不是我說的鳥窩嗎?”于是邀請客人走近看。客人開始不能夠進入，已進屋的，也不能出來，于是(客人)也大笑著說：“確實啊，這像鳥窩。”
【原 文】
吾室之內，或棲于櫝，或陳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病呻吟，悲憂憤嘆，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
《文心雕龍》提出的“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隱之為體義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等說法，雖不完全是劉勰的獨創，但對文學語言的有限與無限、確定性與非確定性之間相互統一的審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為具體的說明。劉勰還看到，詩文的內容不是一般經典的道與理，而是和理、志、氣相聯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與“文”相結合的有“采”之言。兩者的關系是：“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它們相輔相成，形成質文統一的完美的藝術。而這種統一在創作過程中是通過“神思”達到的。“神思”是劉勰繼《文賦》之后，對形象思維的進一步探索。劉勰看到了它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想象活動，對之作了生動的描繪，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在他看來，“神思”雖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邏輯思維那樣受著概念的規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與物、象、言相結合，始終在感性形象中運動，并伴隨著主體情感的體驗和自由抒發。書中說“夫神思方遠。萬涂竟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云而并驅矣。”認為語言文學既再現著客體的物貌，又抒發著主體的情與理、志與氣。所以，劉勰側重從“體性”來劃分文學的風格，即所謂“才情異區，文體繁說”。劉勰對文學的形式也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從語言文學的角度總結了平衡、對稱、變化統一等形式美的規律。
儒家中庸原則是貫穿《文心雕龍》全書的基調。劉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學范疇都是成對的，矛盾的雙方雖有一方為主導，但他強調兩面，而不偏執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務折衷”，在對道與文、情與采、真與奇、華與實、情與志、風與骨、隱與秀的論述中，無不遵守這一準則，體現了把各種藝術因素和諧統一起來的古典美學理想。劉勰特別強調同儒家思想相聯系的陽剛之美，表現出企圖對齊、梁柔靡文風進行矯正的傾向。他關于“風骨”的論述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對后世發生了重要影響。
有個想向董遇求教的人，董遇不肯教，卻說：“必須在這之前先讀百遍。”意思是：“讀書一百遍，它的意思自然顯現出來了。”求教的人說：“苦于沒時間。”董遇說：“應當用‘三余’。”有人問“三余”的意思，董遇說：“冬天是一年的農余時間(可以讀書)，夜晚是白天的多余時間(可以讀書)，下雨的日子一年四季都有余。”
【原 文】
有人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余。”或問“三余”之意。遇言：“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時之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