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的時候，各國國家民族穿的服飾代表的就是自己的國家，那么你們知道奧運禮儀服飾嗎?下面是為大家準備的奧運禮儀服飾，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北京奧運會禮儀服飾設計。
服飾采用中國夏、商時期上衣下裳的服飾形制轉化為上為短衣，下為長裙，此設計為該服飾增添了星星點點的歷史感。紋飾采用元代青花瓷和釉里紅瓷器的裝飾手法，上衣為對稱式圖案設計，顯得規范、整齊、端莊;下裙為右側裝飾圖案，如此裝扮使得下裙具備一種動態。白底藍花或白底紅花的色彩搭配映襯著白里透紅的膚色彰顯出穿著者的品味——素雅、秀氣、神采飛揚。而西式的立體剪裁、束腰結構既能夠使服飾適合人體結構顯示出女性身體美又能夠在欣賞者的腦海中存留下一股修長、纖細的美感。該禮儀服飾設計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實施方案，因為我們可以從中窺見設計師們在繼承西方工藝技術的背景下又適時地融入了東方歷史情愫和中國傳統審美意境。
在奧運的時候，因漢服唐裝方案的被否定而告一段落;但如何設計中國代表團的奧運服飾，尚待定論。聯系《新民晚報》日前《上海中山裝“申遺”有點難》報道的民族服裝遺產保護的難題，我有一個直覺：以奧運服飾為契機的中國服裝的新一輪變革，正在醞釀。
近來先后出現的服裝題目，引起筆者的思考：在仁智互動的情況下，取各家見識之長，抓住奧運服裝設計的良機，集思廣益，集萃創新，設計出以民族服裝傳統文化元素為基礎，融漢服、唐裝、中山裝、解放服于一爐的中式新服裝，作為中國奧運健兒的代表服，也作為中華民族的禮常服，稱之為“華服”，如何?
1983年春，新四軍老區鹽城舉行《鹽阜大眾報》40周年刊慶，主席臺上的資深老通訊員、作家陳登科身著西裝，在全場中山裝、解放服中一花獨放。他的一位抗日戰爭時的老上級說，“陳登科同志現在是‘美籍華人’羅”，此語通過話筒傳遍全場，引發一片吱喳聲。會后，我寫了篇《從陳登科穿西裝說起》，發表于6月17日的《市場報》。在當時公開發行的報刊中，那是第一篇呼吁服裝改革的雜文。
建國以后，國人一直是中山裝與列寧裝并用，六十年代后又是中山裝與解放服(國外稱“毛服”)并著。改革開放后，西裝和各種休閑裝廣泛流行，如今莫道大款們身上是“皮爾。卡丹”，就是種西瓜的老農、賣蕃茄的攤販，都穿著各種流派的西裝了。作為普及西裝、茄克裝的服裝變革已經實現了。
然而，在看到兩會會場中大多數男性代表、委員穿的都是西裝時，不禁產生了一些疑惑，這是中國會議，還是國際會議呢?環顧今日域中，除了APEC時唐裝現身世界，除了少量的旗袍還留有民族的特色外，西裝一統天下，中國服裝的傳統文化已經迷失在西裝和現代休閑服的大潮之中，體現不出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色了。
今天，日本是和服與西裝并存，朝鮮、韓國也是鮮族服與西裝并著;而阿拉伯國家即使在世界性的會議上也只著本民族的服裝而不穿西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穿著西裝是對世界文化的一種認同，但卻不是民族的。兩會上代表、委員提出的漢服之見，有其可以討論的地方，應當有一種體現民族特色的主打服裝與西裝并行于中國人的衣著中。
中山裝是孫中山先生與封建冠服制度徹底決裂的產物。1913年，孫先生在尊重勞動人民短衣長褲習俗的基礎上，指示奉幫裁縫、西服商人黃隆生(見《中國服裝史》;《新民晚報》載為“王才運”)，吸收南洋華僑中“企領文裝”的上衣基樣設計的。正身六顆紐扣，演變為五個(《新民晚報》說象征中華民國初的“五權分立”);四個口袋，代表“禮義廉恥”;袖口后三個鈕扣，代表“三民主義”;這就產生了生存了近一個世紀的中山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