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在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知識論和政治論兩種主要的大學觀念，這兩種大學觀念前者以促進人心靈和品格的健全發(fā)展為目的，后者以促進社會發(fā)展為目的，兩者都既有意義又有缺陷。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我的大學生活哲學論文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摘 要： 大學在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知識論和政治論兩種主要的大學觀念，這兩種大學觀念前者以促進人心靈和品格的健全發(fā)展為目的，后者以促進社會發(fā)展為目的，兩者都既有意義又有缺陷。我國大學由于在創(chuàng)辦初期面臨的“救亡圖存”壓力及“富國強兵”期待，幾乎是“一邊倒”地崇奉政治論的大學哲學，但由于長期缺乏國家權力自律的相應條件，大學逐步墮入政治功利主義和經濟功利主義的泥坑，需要國家對大學政策進行?調整。
關鍵詞： 知識論大學哲學; 政治論大學哲學; 大學發(fā)展
中圖分類號： G64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8381()03-0037-06
大學哲學是大學的精神憲法，是高居于大學制度和文化之上、在冥冥之中決定大學性質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以理性原則為基礎、具有系統(tǒng)性特征的大學觀念。有什么樣的大學哲學，就會有什么樣的大學制度、文化、價值觀念和精神形態(tài)。大學哲學不僅處于大學的意識和靈魂層次，而且融會于大學的歷史和傳統(tǒng)之中。雖然世界大學哲學的總體變化趨勢是完善和豐富，但由于大學及對大學具有重要影響的社會活動具有復雜性，因而大學哲學的發(fā)展狀態(tài)是極其復雜的，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既有積極意義，也有消極作用。
一、世界大學哲學觀的基本內涵
美國著名的高等教育學家布魯貝克的研究表明，世界大學在發(fā)展進步的過程中，形成了兩種體現大學目的的哲學觀，其一是認識論的大學哲學觀，其二是政治論的大學哲學觀。前者認為大學是一種以知識為核心的活動，其活動目的是為了發(fā)展知識、傳播知識、保存知識、整理知識，大學的活動應該以發(fā)展知識為中心，為社會服務是在發(fā)展知識的基礎上順序進行的。后者則認為大學生存和發(fā)展于社會之中，社會是大學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為社會的直接服務是大學的基本職責，大學中的活動應該以社會需要為中心。而充分地滿足社會需要，是大學活動的根本目的和宗旨[1]13。兩者在教育目的方面的區(qū)別為：前者以人的心靈、精神、品格的健全發(fā)展為目的，在教育內容上推行通識教育;后者以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為目的，在教育內容方面推行專業(yè)教育，著重于訓練受教育者以科技技能為基礎的社會服務能力。
在大學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這兩種大學哲學都曾經被不同的大學所信奉和尊崇。其中，尊崇認識論大學哲學的典型代表可以說是以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為首的一些歐洲國家的大學，他們普遍秉持探索和傳授普遍性知識、普遍性真理、并且以人的健全發(fā)展為目的的教育宗旨，其教育目的是“旨在提高社會的思想格調，提高公眾的智力修養(yǎng)，純潔國民的情趣，為大眾的熱情提供真正的原則，為大眾的志向提供確定的目標，擴展時代的思想內容并使這些思想處于清醒的狀態(tài)，推進政治權利的運用以及使個人生活之間的交往文雅化”[2]。這種大學哲學思想存在和延續(xù)的時間比較長，甚至可以說是與大學的歷史相始終的。其存在的條件一般是文化比較開放、社會文明程度比較高、政治上采用分權制或實質性聯(lián)邦制政體的國家和地區(qū)。在尊崇這種大學哲學比較突出的英國，其國家體制就屬于這種制度。因為英國產生于13世紀初的限制皇帝權力的《大憲章》，與英國著名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幾乎是同時期產生的，《大憲章》中內涵的“憲政”精神，就既奠定了英國后來成為法治國家的思想和文化基礎，也為英國大學的自治制度產生提供了制度和文化?基礎。
這種大學哲學觀存在的另一個原因是這種大學對自己活動的文化定位，亦即“知識者共同體”與“探索和傳播高深學問”的教育機構，其形態(tài)即為人們常說的“象牙塔”。這種大學所追求的教育目標并不主要是人的社會功用性，也就是人運用科學技術的能力和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的能力，而是人精神的優(yōu)雅和純潔及人生活的趣味和豐富，亦即培養(yǎng)具有“自由、公正、平靜、溫和、智慧”特征的高雅而理智的人，比如紳士、淑女、精神貴族等。這種意在追求自己內在目的的大學，既與社會的直接聯(lián)系不多，又著重教授與社會發(fā)展聯(lián)系并不密切、偏重于受教育者品行修養(yǎng)的人文知識，因而既比較容易地避免了社會對大學活動的干擾(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引不起社會干預的欲望)，又使大學能夠堅決地保護自己的特色和傳統(tǒng)。
崇信政治論大學哲學的典型代表表面上看是美國的一些大學，是他們最先提出大學要直接“為社會服務”的辦學口號的。然而從深層的目的來看，德國的大學其實也屬于這一范疇，因為代表德國大學特征和水平的柏林大學，是以在更高層次上為國家服務的理由征得國王威廉三世向大學下放自治權力的。假如沒有大學在長遠的意義上使國家富強的理由，其時的國王威廉三世是否會同意大學擁有獨立、自主的活動權利，則是很難說的。而在納粹統(tǒng)治時期，德國大學的自主權輕易地被剝奪，就表明這種立足于國家權力自律基礎上的大學自治是很脆弱的。所以，作者以為德國的大學在本質上也屬于秉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體系。而秉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顯然是在社會迫切需要大量科技人才和科技知識的時候，主動地應對社會需要的。它們強調大學要始終和社會發(fā)展密切聯(lián)系，并且要在社會活動中體現出自己的價值和力量。他們是把為社會發(fā)展提供充分的人力資源和知識資源作為換取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支持大學發(fā)展的條件。美國的《贈地法案》及其衍生的“威斯康星大學”等一系列州立大學及社區(qū)學院的產生[3]，可以說就是政治論大學哲學被廣泛傳播的結果。而歐美國家大學中的這種政治論哲學，后來則轉化成許多后發(fā)國家舉辦大學的思想條件。
二、世界大學哲學觀的產生背景及發(fā)展邏輯
綜觀這兩種大學哲學形成的社會背景，可以說是比較復雜的。從其依據的政體角度看，知識論大學哲學一般是產生于分權制的國家，而政治論大學哲學則往往既產生于分權制的國家，又產生于集權制的國家。二者的區(qū)別是堅持認識論哲學的大學只能產生于具有分權制特征的一種國家，而堅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則既可以產生于分權制國家，又可以產生于集權制國家。因為在分權制的國家中，其國家權力依據的哲學觀念與認識論大學哲學的精神意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因而存在著認識論大學哲學活動的制度和文化條件。而在集權制的國家中，認識論大學哲學所秉持的自由意志和精神是與集權制國家的精神意蘊相悖的，因而是不會得到集權者的認同和容忍的。而政治論哲學中內涵的合作、服務、工具性質，則是所有國家都能夠接受或者樂于接受的，因而政治論的大學哲學能夠既通行于集權制的國家，又通行于分權制國家。當然，政治論大學哲學畢竟是一種顯示特定大學理念的教育哲學，因而無論如何都是要體現大學的活動特征和精神主旨的，是要追求大學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的，亦即是要保證大學之為大學的。所以，為了保證大學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和文化意義，一般秉持或贊賞政治論大學哲學的國家，都必須在與大學的關系中表示出權力自律的姿態(tài)，在大學的權利和地位方面給大學充分的自由和支持，讓大學能夠按照自己的原則和規(guī)律自主的活動，實現大學與國家關系的和諧及效益的“雙贏”。這也就是秉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之所以能夠在世界范圍內迅速發(fā)展，并且顯示出勃勃生機的原因。
特別是隨著社會現代化程度的提高及其對科技知識、人才需求的增強，人們對兩種大學哲學的態(tài)度開始出現了變化。一般而言，人們比較偏向于政治論的大學哲學，認為該哲學體現了大學發(fā)展的宗旨和方向。因為該哲學強調大學與社會密切聯(lián)系，對國民經濟的發(fā)展能夠起到引領和推動作用。而體現政治論哲學的美國大學在該國發(fā)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也為這種哲學的價值和意義作了證明。當然，這種哲學存在和發(fā)揮作用的重要條件是國家權力的自律和理智。亦即一方面，秉持這種哲學的大學一部分處于純粹的憲政國家，這些國家的法律保證了大學作為專門教育機構的自主權利，大學在與社會結合中能夠做到獨立自主、進退自如，在為社會的服務中不會失去自己的本質和特征。這些國家可以說已經形成了國家只為大學提供辦學條件、但并不干涉大學內部活動的傳統(tǒng)和習慣。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一些集權制的國家中，由于受世界潮流的影響，這些國家也能夠在某一特定時期、在較高的層次上認識到大學活動的特殊意義和作用，理解大學獨特的活動規(guī)律和行為原則，自覺地尊重大學的自主權利和傳統(tǒng)，以理性和開明的姿態(tài)支持大學獨立地進行活動。而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政治論哲學中內涵的大學價值追求則是很難實現的。比如，曾經在世界大學史上極其輝煌的德國大學之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墮落為納粹法西斯的幫兇，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洪堡時期由開明皇帝承諾及主導的國家權力自律沒有了，而國家權力在轉向專制的時候，大學的自主權便被輕易地剝奪了，德國大學的輝煌歷史也自然被中斷了。而美國大學之所以能夠持續(xù)保持輝煌的原因則在于其國家權力的恰當分離及相互制約性質。
另外，許多學者在論及世界大學作用的時候，都認為一貫堅定秉持認識論大學哲學的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是保守和僵化的，是需要進行趨向“政治論哲學”的改進的。然而作者以為，比之于有些國家的大學一窩蜂似的“社會化”，牛津和劍橋的保守才是最為寶貴的。因為正是他們(也包括哈佛、耶魯等美國大學)的保守，才保留了世界大學中最珍貴的淡薄功利的傳統(tǒng)和品格，才塑造和促進了既是英國的文化特色、又為歐洲許多國家所接受和享用的精神貴族文化，使英國作為一個面積不大、人口不多的島國，在經歷了極其巨大的歷史波折之后，還仍然為世界強國和富國，仍然居于“最廉潔國家”、“幸福指數最高國家”、“最適合人類居住國家”等數據的前列。所以作者以為，對大學作用和意義的評價，不能簡單地只看其是否資金雄厚，是否與社會關系密切，還應該看其對人類文化豐富和純潔的作用，看其對人類精神引導和提升的作用，看其在歷史的意義上對人類文明和文化的促進作用。而堅持認識論大學哲學的大學中的以人的發(fā)展為教育目的的傳統(tǒng)和宗旨，對于人類社會文明水平提高及世界文化進步的貢獻，可以說其功大焉。
三、大學哲學觀的社會意義及轉向
從大學實踐的角度看，兩種大學哲學可以說都既有意義又有缺陷。在社會意義方面，可以說秉持認識論哲學的大學，其教育目的恒久而深遠，具有普世性的意義和價值，其關注人心靈健康、優(yōu)美的教育宗旨，使大學成為當代人靈魂棲息、心性涵育、修養(yǎng)熏陶的精神家園，也是大學之所以成為人類社會中能夠長期存在的社會組織的重要原因。而秉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則與社會的發(fā)展活動密切聯(lián)系，能夠為社會發(fā)展提供豐富的人力資源、技術資源、文化資源，能夠直接促使社會的物質財富豐盈、國防力量強大、科學技術水平提高，從而成為社會發(fā)展的“加油站”和“生活的中心”，甚至“僅次于政府成為社會的主要服務者和社會變革的主要工具”[1]21。而在文化缺陷方面，兩者可以說都不完美，其不同方向的價值追求，會造成大學教育目的和大學生存環(huán)境之間的悖論：亦即對于秉持認識論哲學的大學而言，其價值追求在大學日益社會化、政府對大學干預欲望日益強烈的形勢下，將面臨被社會排斥、教育經費短缺的困境;而對秉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而言，則會由于社會對大學活動干預的加強，大學面臨被國家經濟及政治控制的危險。而在社會對大學干預和控制的過程中，大學傳統(tǒng)的自主權將被削弱或蠶食，大學應有的尊嚴將會被傷害。所以，任何一所清醒而理智的大學，都既需要在這兩種大學哲學中謹慎地選擇自己的立場，又需要在兩者之間保持一種平衡，以便既不扭曲大學的本質，又有相對廣闊的發(fā)展空間和前景，不使大學陷入困境或絕境。從大學發(fā)展的歷史方面來看，則可見凡是歷史悠久的大學，都善于通過調整自己的內外部政策而維持這種平衡。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是這樣，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也是這樣。另外，在高等教育發(fā)展比較成熟的國家中，幾乎很少有只尊崇一種大學哲學的現象，而是讓堅持認識論哲學的大學與堅持政治論哲學的大學共同存在的，亦即在同一個國家內，有的大學信奉認識論哲學，有的大學則信奉政治論哲學，兩種哲學信奉者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制約，雙方在依賴和制約中達到平衡。這樣，國家采取寬松的大學政策，在法律上保證大學獨立自主的方針，使大學在堅持自己本質和為社會服務之間保持平衡。而眾多大學的各具特色選擇，便會形成大學的良好生態(tài)及與社會的和諧關系。[JP]
上述的分析可以說都是在肯定大學哲學觀積極意義的前提下進行的。然而，由于大學對社會生活的參與程度越來越深，直接影響越來越大，其在發(fā)展過程中的變化也越來越趨向社會化。而導致大學哲學意義出現明顯變化的時期，可以說是德國大學的轉向時期。其時洪堡主導的大學思想改革使科研代替教學成為大學活動的主要職能，使以“為社會服務”為特征的政治論哲學取代認識論哲學成為大學中的主流思想。而大學中的這種活動趨向，隨著德國在世界上政治和經濟地位的提高，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成為世界大學中的主流觀念，并且被移植到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許多國家，成了美國“贈地運動”以及威斯康星大學模式的精神主導。而隨著美國大學“為社會服務”大學模式的逐步流行，特別是這種模式對現代科技和技術人員需求的滿足，使政治論哲學自然地成了世界大學的核心觀念。
盡管政治論哲學至今仍然是世界大學思想的主流，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大學哲學這次轉向的影響可以說是意味深長的，其消極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大學從以前的恪守知識原則和道德信念轉向對社會實利的承認甚至趨從，從恪守獨立自主轉向與社會世俗合作，甚至為政治功利和經濟功利的發(fā)展提供服務，使大學傳統(tǒng)的社會批判和中立評判功能削弱，也使大學逐步地失去自己的道德根基。另一方面，大學目的由以前的純粹自我性，亦即“為知識而知識”，“為學術而學術”，轉變?yōu)樽晕倚耘c社會性并列的雙重目的。而且隨著社會對大學控制程度的深入以及大學對社會依賴的增強，大學社會性目的的占有空間越來越大，而與此相反，大學自我性目的的空間則越來越小，滿足社會需要的目的基本上成了主導大學行為的主體意識和核心思想。而隨著滿足社會目的觀念的強化，大學與社會之間原先的平等關系發(fā)生了變化，大學由自我的主人蛻變?yōu)閲一蛘呐`。而大學品質的變化，必然會導致大學方向的變化。也正是在這種異化的大學哲學觀的影響下，大學哲學中的認識論便通向社會領域中的科學主義，政治論則通向社會領域中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甚至政府主義，它們從不同的方向銷蝕著大學傳統(tǒng)的價值觀和文化傳統(tǒng)。而許多教育學家及史家都一直視為“不解之謎”的德國大學成為“納粹”幫兇的原因，就是基于大學目的異化的緣故。
四、世界大學觀對我國大學哲學的影響
審視我國大學的哲學觀，可以說情況是比較復雜的。第一，由于我國現代大學在創(chuàng)辦初期遇到了比較寬松的文化和思想環(huán)境，再加上一大批赤誠教育的仁人志士的卓絕努力，我國現代大學的“起點并不低”，可以說已經達到了與世界先進大學同步的水平。又由于以蔡元培為代表的一大批大學校長積極開拓，在許多大學中建立了接近世界大學先進水平的辦學制度，并且與日漸強化的社會干預奮力抗爭，使大學理念、大學精神、大學制度等現代大學意識在我國的大學中生根開花，造就了我國高等教育在發(fā)展初期的黃金時代。
第一，由于大學在我國為“舶來品”，我國本土教育中并沒有生長起“知識行會”的組織和傳統(tǒng)，因而在我國的現代大學中，人們在是否應該“為知識而知識”的問題上并沒有形成共識，除了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學強調和貫徹“大學應該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等知識論大學哲學外，在更多的大學中，通行的還是“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事功性觀念。而由于受個人對大學本質認識水平的限制，在我國現代大學建立初期，雖然許多大學校長都在自己的大學中建立了具有現代大學意蘊的辦學制度，營造了自由和文明的教育風氣，但由于受封建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人們還沒有從“從上而下”的社會觀念中完全走出來，還是普遍地接受了集權制的教育管理模式，因而除蔡元培先生外，許多人似乎并沒有意識到應該爭取大學在法律意義上的自主地位和權利，沒有努力追求按照“世界大學通例”的精神來建造大學的制度和文化環(huán)境，致使大學在與政府的關系問題上形成先天性缺失。
第二，由于我國大學在創(chuàng)辦初期面臨的社會各方面強國期待以及因形而上學學術傳統(tǒng)缺乏而導致的對“為知識而知識”觀念的誤解，除蔡元培時期的北京大學及少數大學外，我國大部分大學幾乎都“一邊倒”式的崇信政治論大學哲學，認為大學的活動應該以社會為中心，大學應該直接甚至快捷地為社會服務，而大學對社會直接的“有為”是大學履行社會服務職能的主要方式。
第三，從國民黨在實現“南北統(tǒng)一”后對大學內部活動的干預開始，大學中由 教育家們建立起的自主制度就不斷受到政府權力的限制和破壞，其時“三民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強行施予，開始了 政治強力干預大學的歷史。而新中國成立后的“院系調整”更是從制度上完全割斷了我國大學與自己早期歷史的 聯(lián)系，也割斷了我國大學與世界大學、主要是西方國家大學的聯(lián)系，使大學不再是從自身邏輯中尋找活動依據，而是從政府的教育行政 管理機構獲得活動的指令，“唯上”和“統(tǒng)一”成為大學在相當長時期活動的主要特征。而由教育先賢們勉力倡導和營造的大學精神和氣質，則在 社會的轉型中異化為制度的對立物，它們雖然還存留在一部分教師的心里，成為他們堅持學術研究的精神支柱，但在現實制度逐步強化的形勢下，已被不斷地驅趕和抑制，成為 經濟功利主義和政治功利主義汪洋大海中的星星漁火。而與政府意志具有內在一致性的政治論 哲學則春風得意，自然地成為大學中定于一尊的核 心理念。
這種片面或絕對崇奉大學政治論哲學的現象極容易造成這樣的后果：一是形成人們在大學本質上的簡單化觀念，致使人們往往只是在 組織的形態(tài)上理解大學，而不從意義和觀念的形態(tài)上理解大學，視大學為應該服從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要求、為社會的經濟建設及社會穩(wěn)定服務的工具，而忽視或漠視大學應該是研究高深學問、進而追求真理和 發(fā)展 文化、培育受教育者美好心靈和品行的社會文明中心和道德燈塔，從而使他們崇信的政治論大學哲學，轉變?yōu)榇髮W實際活動中的事功性哲學，大學中完全地通行行政邏輯、而不是學術邏輯，產生了大學的教育精神危機和教育目的“悖論”。
二是雖然政治論哲學由于其宗旨的為社會服務、為國家服務性質，容易在大學與社會之間建立良好關系和獲得來自政府的各方面支持。但是政治論哲學秉持的事功性立場，是教育為換取社會支持與世俗社會妥協(xié)的產物，是教育在完成自身活動后自然產生的功能和意義，其效用是在充分發(fā)揮認識論哲學作用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可以是某一個或某一些大學的教育理念，但不應該是一個國家中所有大學集體秉持的觀念。而全國所有大學都絕對地秉持政治論哲學觀，則會使大學的實質性進步受到阻礙。因為政治論哲學秉持的事功性立場本質上是與大學發(fā)展知識、創(chuàng)造知識、研究和教授高深學問的主旨相悖的，對其崇信會使大學的活動目標變得過于功利和實際，從而缺乏高雅、純潔、文明的文化氣息，墮落為 職業(yè)技術的培訓機構。而我國目前大學被批評的像市場、官場、名利場等現象，則可以說正是片面崇信政治論大學哲學的結果。
三是大學對于政治論大學哲學的崇信，實際上也是對社會主流意志的崇信，進而是對國家(其時控制國家權力的領導集團)意志、政府意志的崇信。而對社會、國家、政府意志的崇信，實際上是對它們所控制和運用的行政權力的崇信。而這種對國家所控制的行政權力的崇信，必然導致這樣的表現：一是大學心甘情愿地服從政府的行政權力，自覺地以政府下屬的身份接受政府的領導;一是對政府賦予大學的行政級別及大學負責人領導干部身份的完全認同，并會自覺地履行其行政機構及行政領導干部的職責。而我國大學中多年來行政權力膨脹、學術權力衰微的現象，則可以說正是這種意識和觀念的邏輯性結果。
上述對于大學哲學與大學發(fā)展問題的分析，可以給我們提供如下啟示：一是從國家的角度講，大學中的哲學觀念應該是多元的。因而國家應該促進大學中既有認識論的哲學觀，也有政治論的哲學觀，崇奉認識論哲學觀的大學與崇奉政治論哲學觀的大學同時并存，二者相互促進、互相補充，形成大學中既豐富多彩、又嚴謹和諧的文化生態(tài)。二是基于秉持認識論哲學的大學多為私立大學、而政府舉辦大學又希望滿足自己需要的邏輯，政府應積極促進私立大學及民辦大學的發(fā)展，并引導部分著名大學建立以認識論哲學為核心的大學理念,以形成大學的良性生態(tài)。三是我國傳統(tǒng)的政府與大學之間的行政隸屬關系可以說已經不合時宜，應該盡快地調整和改變。由于在二者的關系中政府居于主導地位，因而政府應該以開明的態(tài)度理解“世界大學通例”，尊重大學的活動規(guī)律，改以管理為主為以促進大學的自主發(fā)展為主，幫助大學在自主性的發(fā)展中回歸自己的本質，形成大學發(fā)展的專業(yè)性力量，讓大學像大學，并真正發(fā)揮大學的意義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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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fā)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發(fā)展的目的在于人，在于人都能實現他們的價值，這必然要求社會要關注和尊重作為個體的人的差異。大學生是個性化的現實存在，其個性化過程即形成和發(fā)展個性的過程，這個過程要與社會化同步進行，全面發(fā)展。
一、個性，人的價值
個性已成為現代科學中諸多學科的研究對象，如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和哲學都從各自的學科視野出發(fā)得出不同的成果和結論。心理學家認為個性包括個人的一些意識傾向與各種穩(wěn)定而獨立的心理特征的總和，如作為個體特殊品質的思想、感情和自我意識等，是個人心理面貌中的個別性，與共性相對應。通常社會學家所關注的人的個性則是個人與群體相對應所體現出來的個別性，主要從人所處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所受教育，以及他所從事的各種社會活動的影響等方面出發(fā)研究個性，例如個性與社會價值標準吻合，能夠有效地參予社會生活，社會學稱之為個性調適或人格調適。
哲學對于人的個性的界定同心理學、社會學那樣都是指個人身上相對于共性而言的個別性、個人獨具的特性;差別在于哲學所講的人的個性是個人在社會活動過程中所體現出的獨特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以及他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毅力等，即主體性和差異性。同時，哲學家認為個性表現的是人的特殊性和差別性的發(fā)展，是個體獨立人格的形成，個性是個人比較穩(wěn)定的心理和行為特征的總和，是特定時代的社會關系和個人獨特生活經歷的反應。因而，哲學認為人的個性就是個人較為穩(wěn)定的主體性和差異性的統(tǒng)一。
人作為類的特性來說就是要參加生產勞動，這是時人必然與自然界發(fā)生關系，同時還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而越來越緊密地和社會發(fā)生關系。這個“人”的定位首先就是從事社會勞動并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現實的、具體的、處于某個社會歷史時期的人。同樣，大學生這個具體的群體在社會分工、歷史地位上也是具體的，同時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個體都有著不同人生經歷、家庭背景以及心理品質，他們的發(fā)展在每個人身上的體現也是個性化的。人在現實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而且人又是自覺自由地活動的，同時人也是作為個體的人，其存在具有獨特的個性。正是因為人是一個具體的個人，才使得個人以同其他人相互區(qū)別。“從空間上講，個人具有唯一性;從時間上講，個人具有不可重復性;從存在價值上講，個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具體的人的獨特性在于上面所說的唯一性、不可從復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每個具體的人都是獨具個性的，沒有兩個現實的、具體的人是相同的，那些歷史偉人和睿智的先賢們也不可復制，同時每個人都有他的個性及價值。科學發(fā)展觀提倡以人為本，就是要尊重每個人的個體差異、實現每個人的價值。
二、大學生的個性化與發(fā)展方向
大學生是特定的社會歷史中的特定群體，關注當代大學生個性化發(fā)展，必然要從大學生的學習生活活動所借以實現的社會關系出發(fā)，探索其中的共性與個性。
1.大學生是個性化的現實存在
個性化是現實的個人的基本特征，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一個主體，大學生的個性發(fā)展是他們實現自我成長的具體體現，正是他們在思想、感情和自我意識方式這些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個體的獨特性和唯一性。大學生正處在人的特殊品質在個體意識中的出現時期，他們的思想品德的發(fā)展在這個時期逐步獲得了新的品質，再加上大學生對有關知識了解的進一步深入，這又促進了他們已經形成的特殊品質趨于穩(wěn)定。這些特殊品質也正是我們所說的個性。大學生也是構成生產要素的個人，正是他們個性品質的多樣發(fā)展才保證其個性化發(fā)展的多樣性，也為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發(fā)展做好準備。
此外，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fā)展，人們總是要能動地改變一定的生產關系以使新生產力的優(yōu)越性得以體現，這種新的生產力是擺脫舊生產關系束縛的根本動力，同時這種擺脫也使得個人在新生產力下的自我活動更加自主。大學生的思想傾向于追求自由自主和個性，這必然引起他們能動地對現有思想和體制進行挑戰(zhàn)。這種沖突有時是積極的和進步的，如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以及促進高等教育漸進的一系列改革等，然而有時又是一些大學生產生消極思想的根源，當他的知識、能力和心智受到自身和社會的影響同他們的發(fā)展要求格格不入時，往往產生對自己的甚至是對社會的否定思想。也正是這個矛盾的存在，使得大學生個性化發(fā)展成為一個重要而又復雜的課題。
2.大學生個性化發(fā)展方向
大學生在日常學習和生活中追求主體和個性的同時進行了他們的個性化發(fā)展過程。社會發(fā)生巨大變革的今天，大學生的從事的社會活動要求他們積累知識文化、加強道德修養(yǎng)、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并在參與這些社會活動的過程中完成自我的成長與發(fā)展。在我國進一步建設小康社會、加大高等教育改革的今天，大學生不斷通過擺脫外在束縛爭取自由，這個自由的實現依賴于教育體制的不斷改革，而且不是散漫的、無序的自由。
個性化發(fā)展良好的大學生對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有遠大理想，又能腳踏實地地生活和學習;有強烈的開拓和進取精神;對學習、工作既有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又有高度的熱情和團結合作、主動創(chuàng)造的精神。我們應當認識到大學階段是培養(yǎng)與形成良好個性的重要階段，也是促進大學生實現良好的個性化發(fā)展的階
段。反之，大學生個性化 發(fā)展過程中常常會出現一些消極因素。很多學生在進入大學時還能僅憑理想和憧憬來激勵自己積極生活，認真學習，當他們逐步 體會到競爭的日趨激烈，對知識、能力和心智要求和他們自身的發(fā)展狀況不協(xié)調時，對于一部分缺乏足夠的 心理準備，且在行動上不適應 社會發(fā)展需要的大學生來說，尤其需要在學校 教育通過自我和學校的調整和幫助中消除心胸不夠豁達、意志不夠堅定、性格不開朗、情緒不穩(wěn)定、興趣不廣泛、行為不協(xié)調、處事不成熟等不良的個性，迫切需要增強自身承受各種心理壓力和處理心理危機的能力。隨著科技的迅速發(fā)展和普及、 文化在世界范圍的交互作用、社會和教育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大學生的個性發(fā)展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并體現出不同的特點。
社會歷史發(fā)展到今天，我國還需要大力發(fā)展商品 經濟，大學生同我國各階層群體一樣也沒有完全擺脫物的束縛，所以大學生追求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是階段性的，是當前社會歷史的。當代大學生存在對學業(yè)的理解，對自我成長需要與在學校學習深造的關系，以及對社會要求大學生完成怎樣的歷史任務認識不明確的情況，使得這部分大學生對自己將要在大學完成怎樣的人生發(fā)展階段沒有明確的認識，同時也就沒有找到或沒有主動去尋找適合自己個性化發(fā)展的途徑。因此，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需要對當代大學生個性化形成過程的現實狀況進行分析，探索大學生應當有怎樣的個性化發(fā)展途徑。
三、特殊性與普遍性：社會化基礎上的個性化
特殊性與普遍性是馬克思主義 哲學中的重要概念，社會的、歷史的人也具有作為人的普遍性與個性。人的個性是指個人相對其他人所具有的主體性和差異性，人的普遍性集中表現在人的社會性、歷史性與 實踐性。個性的發(fā)展是目的，普遍性是個性發(fā)展的保障，是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并且是個動態(tài)的過程。個性的發(fā)展是在社會中進行的，個性也必須通過社會實踐才能得以形成和豐富。
人的全面發(fā)展依賴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活動，在個性化發(fā)展方面，其主體性和差異性必然要通過外化為物質形式所表現出來，個性化與社會化也即人對于自身本質的全面占有和與社會建立和諧的關系，是在人的發(fā)展這個過程中完成的。剛剛出生的人，僅僅是生理特征上具有人類特征的一個生物，而不是社會關系意義的人。處在社會關系中的人，都在一種特定的文化下生活，并且認同這種文化，自然人必須渡過一個特定的社會化期，以熟悉各種生活技能、獲得個性和學習社會或群體的各種習慣，接受社會的教化，慢慢成為社會人。
大學生的個性化是在社會化 過程中進行的，其個性形成和發(fā)展受自身生理和心理條件的制約，同時生理、心理因素都以社會因素為中介發(fā)揮作用。“一個人的發(fā)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fā)展……單個人的歷史決不能脫離他以前的或同時代的個人的歷史，而是由這種歷史決定的。”任何個人都不是脫離群體而單獨地存在和發(fā)展的，其社會活動要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進行。同時，“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fā)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大學生這個具體的群體也不能例外：他們學習為了提高服務社會的能力、為了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為了報效祖國;他們學習過程必然要與教師的教學和學校的 管理，以及社會的引導 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學習生活要在一定社會制度的保障下得以順利進行。社會化使得大學生逐漸獨立面對社會，參與社會生活，同時對已有的知識、文化及傳統(tǒng)繼承和發(fā)展。
看了“我的大學生活哲學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