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腐敗都是最令民眾深惡痛絕的問題。只有廉政文化的建立，才能使得國家長遠發展下去。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廉政文化小故事，希望大家喜歡。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 為政》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 衛靈公》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始祖，被尊稱為“圣人”和“萬世師表”。
孔子自幼家境貧寒，3歲喪父，是母親顏氏將他撫養長大。后做小官，官職最高到主管魯國的司法，此后便周游列國，晚年回到魯國，進行講學授徒，整理典籍，他的言論被其弟子收集于《論語》中。
孔子的思想精華在于“仁政”和“德治”即“節用愛人”。在《論語?述而》中記載：“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集中體現了其廉政思想。
孔子在《論語?學而》中說：“溫、良、恭、儉、讓”，把“儉”作為自己的人生態度之一。“節用”，即不奢侈，是指生活上革奢務儉，經濟上節約財政開支，寬厚民力，使民以時，不掠奪農民，獎勵生產等。“節用”的經濟思想也是治國施政的根本基礎，因為為政奢侈，必導致傷財，傷財必害民，故愛民必先節用。節用之后，實施仁政才會有豐厚的經濟基礎。“節用”是薄斂的前提，孔子反對官府對民眾過多的壓榨，要求他們“惠民”、“斂以從薄”，這樣百姓才能“近者悅，遠者來”，國家也才能“足食、足民、民信之”。
孔子認為，“君子不可以小知而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孔子指出，做官的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愛人”二字是孔子以德治天下廉政思想的高度濃縮。“仁者愛人”、“為政以德”，直接把“仁”與“愛”結合，反映了孔子要求執政者從自身做起的思想，“政者正也，子帥不正，孰敢不正”。孔子還具體指出了做官者應當具備的五種美德：一是施民以實惠而自己不貪求;二是使民勞作有度而不生怨言;三是行仁政;四是安泰自若而不傲慢;五是容貌威嚴但不讓人生畏。同時應該摒棄的四種惡政是：“虐、暴、賊、有習(小氣)”。
孔子的“節用愛人”思想是我國古代廉政思想中的寶貴財富，我國歷代廉吏無不以此為其廉政的基本出發點，極大地豐富了我國古代廉政思想的內涵，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曾激勵了許多從政者廉潔自勵，拒賄反貪，對后代臣民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東漢末年桓、靈二帝在位時，上至公、卿，下至郎、吏，都訂有明價。當時有個叫崔烈的人，特別透過上層的關系，以一半的價錢(5百萬錢)買到一個訂價千萬的司徒官職，消息傳開，議論紛至，崔烈的官譽也大受影響。
有一天，他問他的兒子崔鈞：我現在位居三公之首，社會上有什么看法?崔鈞回答：父親年輕時名聲很好，況且當過太守、九卿等要職，議論的人說你當上三公很合理;但現在你真的當上了，反而讓人覺得非議和失望。崔烈急忙問為什么?崔鈞則說：大家都說你身上有股『銅臭』味。崔烈一聽大怒，拿起手杖就向兒子打去。而銅臭一詞即源于此。
買官賣官，自古有之。其方式不外有二種，一種是利用各種名義，如婚喪喜慶、誕辰喬遷，以及藉送往迎來等方式，在平常就打好關系;當然，平日有注意打點者，升官自然會有他的份。
另一種方式，則是公開賣官鬻爵，毫不掩飾，當然買官的帳，最后還是算到老百姓的頭上。時至今日，公開賣官鬻爵已不復見，但靠平常之捐輸以做好人際關系者，仍有所聞，基本上銅臭味可能沒那么重，但酒肉臭味，則到處彌漫。而講到銅臭和酒肉臭，二者大概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吧!
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兩袖清風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入京》
于謙，字廷益，明代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與岳飛、張蒼水并稱“西湖三杰”。他為官清廉，關心百姓，不畏強暴，剛正不阿。著有《于忠肅集》。
正統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圍攻北京，在國家危難之際，他任兵部尚書，主持軍事，成為“救時宰相”。此后一直主持朝政。天順元年(1457年)，“守門之變”后被害。
宣德初年，他受命巡撫按江西，他到任后，平反冤獄，打擊富豪，為民請命，安撫流離，政績卓著，很快便得到明宣宗的重視，親自手書于謙之名授與吏部，任命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山西、河南，當時他年僅三十三歲。
正統六年，于謙上書說：“現在河南、山西各自儲存了數百萬谷物。請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縣上報缺糧的貧困戶，把谷物分發給他們。先給菽秫，再給黍麥，再次給稻。等秋收后還給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貧窮無力的，則免予償還。州縣吏員任滿應該提升時，儲存預備糧達不到指標的，不準離任。并命令監察官員經常稽查視察。”下詔令照此執行。河南靠近黃河的地方，常因水漲沖缺堤岸。于謙令加厚防護堤，計里數設置亭，亭有亭長，負責督促修繕堤岸。又下令種樹、打井，于是榆樹夾道，路上沒有干渴的行人。大同單獨遠在邊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難于前往，奏請另設御史管理。把鎮守將領私自開墾的田全部收為官屯，用以資助邊防經費。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在太行山的盜賊都逃跑或隱藏起來。
于謙居官三十五年，一直兢兢業業，不貪私利，將一世清白留在了人間，深為后人稱頌。當時，官場腐敗，賄賂公行。尤其是英宗即位后太監王振把持朝政，勾結內外貪官污吏，擅作威福，大臣進京，必須饋送重金厚禮，否則后果難堪。然而于謙一身正氣，決不隨波逐流。他每次進京，只帶隨身行裝。好心人怕他遭殃，勸說：“你不帶金銀入京，也應帶點土特產品送一送啊!”他舉起袖子笑笑說：“我帶有兩袖清風!”于謙身居兵部尚書大任后，“口不言功”，“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所居僅蔽風雨”，常被“錯認野人家”。他曾作詩形容他的床“小小繩床足不伸，多年蚊帳半生塵”。他遭誣諂被殺，抄家時，竟“家無余資”。抄家者見正屋緊閉，還上了鎖，認為必是錢財藏其內，打開一看，原來都是皇帝賞賜的物品。
于謙死后，石享的黨羽陳汝言代任兵部尚書，不到一年，貪臟累計巨萬，英宗召集大臣去看，變了臉色說：“于謙在景泰受重用，死時沒有剩余財產，陳汝言為什么那么多。”石享低下頭不能回答，天順三年(1459年)，石享被關進監獄，第二年死在那里。天順五年，曹吉祥謀反全族被處死，于謙的冤案才真相大白。
他曾經在16歲那年，寫下了膾炙人口的《石灰吟》：
千錘萬鑿出深山，
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骨碎身渾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正表明了他一生為官的原則：不與世同流合污，堅持自己的理想，清廉剛正，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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