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文化哲學一方面是以作為文化的整個科學為研究對象，即“關于科學文化的哲學”，是人們對科學文化進行的系統化和理論化的哲學反思;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科學技術哲學專業論文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科學文化哲學的研究綱領
【內容提要】科學文化哲學一方面是以作為文化的整個科學為研究對象，即“關于科學文化的哲學”，是人們對科學文化進行的系統化和理論化的哲學反思;另一方面是從文化哲學的視角來反思科學，借鑒文化哲學研究的視角、方法等來研究科學。科學文化哲學的研究綱領主要包括三條原則：倡導科學和技術是人的事業，充分借鑒和吸收各種哲學資源，提倡綜合創新的方法。科學文化哲學將成為整合科學的歷史研究、科學的知識社會學研究、科學的哲學研究以及科學的文化研究的一門重要學科。
【關 鍵 詞】文化哲學/科學哲學/科學文化哲學
巴伯在其名著《科學與社會秩序》的導言中指出，“我們需要一種對科學的系統理解，我們需要一種把科學本質的這種多樣性與其內在的整合性和統一性聯系起來的方法，科學并不是要素與活動的雜亂無章的組合，而是一個具有凝聚性的結構，其各部分在功能上有互相存在的關系。簡言之，我們需要對科學本身有一個更科學的理解。獲得這種對科學的系統理解的一種方式，一種顯而易見的但有點被忽視的方式，就是首先從根本上把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活動，看作是發生在人類社會中的一系列行為”。[1]對科學本身或科學本質的認識正在越來越深化。科學真是一個萬花筒，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去透視科學，就會有不同的定義和詮釋。例如：科學作為人類精神的成果，表現為知識體系;科學作為人類創造知識的活動，表現為科學活動;科學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形式，表現為社會建制;科學作為一種實踐，在現代表現為第一生產力;科學作為一種方法，表現為科學方法;科學作為一種人類特有的文化現象，表現為科學文化實踐[2]和科學文化;科學作為一種人與自然的對話，表現為科學對話，等等。[3]本文旨在闡述對科學的綜合理解與反思的哲學——科學文化哲學的研究綱領。
一、“科學文化哲學”概念的提出
在英語中，“Philosophy of Science Culture”、“Cultu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Culture”都可譯作“科學文化哲學”。例如，卡西爾的“An Essay on Man：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4]就被譯作《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論》，實際上采納的就是前一種譯法。在英美國家流行的“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可以譯為“科學文化研究”或“科學的文化研究”，采納的就是第二種譯法。如果我們仔細甄別，就可以看出卡西爾的《人論》主要講的是關于人類文化的哲學，一種把人類文化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的努力，必然就是一種文化哲學;而“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則是對科學文化的研究中的一種特殊方式。
，我的《科學文化哲學研究》[5]一書出版，在出版時我特地在書的封面上加上了一個英文標題“Towards 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Culture”。對于這個譯名，王榮江教授專門寫信請教李醒民研究員，李醒民研究員稱“科學文化”有兩種表述方式，即culture of science和scientific culture。[6]我個人認為，除此兩種方式外，還有一種譯法就是“science culture”，即采用兩個名詞并列的方式強調“科學文化”作為一個整體。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翻譯“科學文化”。上述第一種翻譯主要強調“關于科學的文化”，第二種翻譯主要強調“科學的”文化，是與“不科學的”文化相對的;第三種翻譯旨在強調作為一個整體的“科學文化”。實際上，我在閱讀文獻時發現有的學者將“科學倫理”譯為“science ethics”[7]，照此，我認為，將“科學文化”翻譯為“science culture”，也是可以說得通的。
在中國學術界，究竟是誰第一個提出“科學文化哲學”的概念，這里我無法考證，我只是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談一點認識。1991年沈銘賢、王淼洋先生在其主編的《科學哲學導論》中指出：“科學哲學便在這樣根本性的文化轉變中選擇自己的可能未來……我們所愿意預言的，則是它將伴隨文化思潮在當代的整體轉換，走向一種‘天人合一’的、跨越了兩個世界分裂狀態的科學的文化學或人類學”[8]。
劉大椿教授在其主編的《科學哲學通論》[9]中專設一章探討元科學探究的歷史演變，其中第四節“對科學文化的哲學審視”分析了以科學為主導的近現代文化、科技時代的正負面觀、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科學文化與中國現代化等內容，具有科學文化哲學研究的性質。劉大椿、劉永謀出版的《思想的攻防——另類科學哲學的興起和演化》指出：“科學哲學應當把促進科學與人文、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融合作為未來發展的重要任務和理論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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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哲學與科學的關系
哲學從古希臘發源開始，始終沒有哪位哲學家能對哲學下一個明確的定義，這其實反映出了哲學的一個特征，即，哲學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因而每個時代都有偉大的哲學家，即使他們是思想能影響整整幾個時代，但他們也只能是自己那個時代偉大的哲學家。科學也一樣，沒有哪位科學家得出了可以令整個科學界都信服的結論。現在對哲學和科學關系的研究卻又很多，也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如：“改造論”，這種觀點認為，科學之所以能夠取得輝煌成就，應該歸功與科學方法的使用，因此，只有用實證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去改造傳統的哲學，使其如同科學一樣具有“實證性”，哲學才有可能進步和發展;“并行論”，這種觀點認為：哲學與科學作為兩種不同的知識類型，有各自獨特的問題領域，二者并不相悖。哲學研究人與世界的關系，科學研究對象世界的內部關系;以及“對話論”，這種觀點主張“哲學既不是凌駕于全部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也不是作為全部知識基礎的第一原因，而只是與科學、宗教、藝術等各種文化形式平起平坐的一種文化形式。”我個人認為在不明了哲學和科學是什么的情況下，似乎更應該從他們歷史發展的角度對其關系進行梳理。
一、科學源于哲學
哲學起源于古希臘，相信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早起的古希臘哲學家，同時也是自然科學家。”他們對于世界本質的哲學追問總是與其關于“終極實在”的科學假設交織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學成為了哲學與科學的共同載體。柏拉圖也曾經說過，“在古希臘人看來，哲學科學一而二，二而一，初無區別。”
在反思自然哲學的同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開始尋求哲學概念的確定性。“在蘇格拉底以后的文獻中，特別是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學派中，哲學一詞得到了明確的意義，而這個哲學指的恰恰就是德語中Wissenschafe(即科學，多指自然科學)一詞。”在當時的知識體系中，作為狹義哲學中重要的形而上學的知識是至高的知識。數學、邏輯學等知識都是對形而上學知識的獲得起輔助作用的知識。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設計哲學王的培養方法是就清晰地表達了這一思想：柏拉圖認為在哲學王真正通過哲學思辨獲得關于實在的認識之前，需要首先學習算術。“要他們學習算術不是為了做買賣，而是為了用于戰爭以及便于將靈魂從變化世界轉向真理和實在。”然后是幾何學，他認為，幾何學是認識永恒事物的。“幾何學大概能把靈魂引向真理，并或許能使哲學家的靈魂轉向上面……。”接下來是天文學，柏拉圖認為“我們考察的這些科學技術的全部這一學習研究過程能夠引導靈魂的最善部分上升到看見實在的最善部分……”。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并沒有像自然哲學家那樣將哲學與科學簡單等同，他們將“第一哲學”視為最具普遍意義的科學，最高的科學，而將“個別哲學”看做是“特殊科學”。“meta-physics”一詞的使用就內含著亞里士多德學派對于“第一哲學”與“特殊哲學”(哲學與科學)之間關系的最初思考。可見，古希臘羅馬的科學知識只是達到哲學規定的終極問題的輔助知識，當時尚未分化獨立的科學知識屬于哲學的范疇。但是從中世紀開始哲學和科學之間發生了裂痕，在中世紀哲學成為神學的婢女，哲學的地位大大減低，神學成為了一切思想的核心。因而適應神學的學科得到了發揮，就如同把數學應用于天文學的研究一樣，數學并未受到多大影響。這就為哲學和科學的分離甚至對立買下了伏筆。
二、科學與哲學的分裂
時至近代，自然科學各學科在擺脫了歷史的“羈絆”之后迅速興起。科學與哲學在形態上徹底分化，這標志著科學和哲學開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學不再具有“總括性”特征，而是作為一個與科學相并列的范疇存在;在內容上，哲學不再無所不包，科學獲得了屬于自己的領地。“康德在觀念層面上對哲學與科學的明確區分，是哲學與科學關系問題化的邏輯前提。”康德是近代以來將“哲學與科學之關系”視為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問題提出的第一人。
之后，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把哲學與科學區別開來。《邏輯哲學論》的中心思想就是為思想的表達劃定界定。他認為，哲學是不可說，只有自然科學的命題才是可說的，并且，他在前期哲學中，主要告訴人們的是一種方法，即“哲學中正確的方法是：除了可說的東西，即自然科學的命題，也就是與哲學無關的某種東西之外，就不再說什么，而且一旦有人想說某種形而上學的東西時，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沒有給他的命題中的某些記號以指謂。”維特根斯坦把哲學與科學完全區分開，通過可說的與不可說的說明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傳統哲學家正是因為沒有把哲學與科學很好的區別開，才提出了一些無意義的命題，因此陷入了混亂之中。維特根斯坦對哲學與科學的劃分，一直延續到他的后期哲學。他不再像前期哲學那樣堅持可說的與不可說的界限，但他仍然強調
三、哲學與科學的區別
隨著“科學之上”成為科學界乃至全社會普遍的價值理念。哲學的價值性受到嚴重質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為了回應科學發展帶來的巨大沖擊，也為了找回哲學失落已久的價值，現代西方哲學開始重新審視哲學與科學的關系。
真正的哲學不能脫離和凌駕于科學之上，它必須以科學為基礎。科學對于哲學的這種基礎性決定了科學可以自下而上地對哲學施加影響。當科學本身改變和發展了之后，以科學為基礎的哲學也必然或早或遲的實現相應的改變和發展。一切有生命力的，能夠體現它那個時代的精神和哲學，都是以它那個時代的最新科學的發展為其基礎的。哲學發展對科學發展的這種依賴性說明了科學是改造哲學的最強大、最基本的原動力。
哲學與科學都曾經一度傲視群雄，自以為君臨于其它學科之上。的確，他們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都著不可忽視的引導力量，哲學作為一種思考、追問的學問是構建社會發展模式的重要力量。這一點從蘇格拉底對后世西方社會的影響中就可以推斷出來。蘇格拉底的“知識即美德”使得當時有教養階層的求知欲泛濫。從他開始，概念、判斷、推理的邏輯程序就被尊崇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級的活動和最值得贊嘆的天賦。即使是在像中世紀信仰主宰一切的時代，最高的知識也莫過于被描述成“上帝的理性”。而人的知識是從上帝理性中流溢出來的。到了近代，對科學的崇拜表明唯理智主義達到了頂峰。由此看來，一種社會的形成，必然可以追溯出其思想根源。
哲學總是在不知不覺中引領著社會前進的方向。科學，作為推進人類現代化文明的手段，極大地豐富了社會的物質條件，改進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人類社會在科學為其提供的條件下越來越全球化、網絡化、信息化。這一程度上意味著人類按自己的意愿塑造生活方式的能力的增強。但是，無論是哲學還是科學，最終，它們都感到了自身無法解決的局限。哲學善于思考它所提供的更多的是指導性的知識，其產生實際效果的周期往往很長，缺乏具有沖擊力的瞬間效應。哲學思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卻也經常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科學善于改造，但卻也時常遇到其抽象規律無法把握的東西。科學忙于行動，卻常常使人類得不償失。正如尼采所說：“科學受它強烈妄想的鼓舞，毫不停留地奔赴它的界限，它的隱藏在邏輯本質中的樂觀主義在這界限上觸礁崩潰了。”這里的界限指的就是永恒生成的生命本身。科學的極限體現了人的極限。由此看來，人類社會離不開哲學思維的追問、解釋和反思，也離不開科學的實踐。面對哲學與科學自身的局限，人類需要做的就是把哲學思維和科學思維統一于自身展開存在的過程中。用哲學去思考，用科學去改造，創造一個與自然和諧，與自身的存在本性和諧的人類社會。哲學和科學就如黑格爾的辯證法所述的一樣，在經歷正反之后必定走向融合。
看了“科學技術哲學專業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