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本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書，是中國哲學史學科成立的標志。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中國哲學史選修課論文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淺議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摘 要：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本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書，是中國哲學史學科成立的標志。這部哲學史采用了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和歷史演進的眼光，也處處體現出作者五四新文化時期的時代精神。不過同時，由于該書的一些疏漏，引起了學術界尤其是梁啟超的一些批評與爭論。時隔近一個世紀重讀這本著作，應該能引起我們對當下的一些思考。
關鍵詞：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評價與爭論
中圖分類號：B26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3-0052-02
一、《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寫作背景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自小接受舊式教育。1902年去往上海求學，接觸維新改良、革命派和西方的新思想，接受系統的現代公民教育。1910年，胡適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批留學生，出國留學。1915年進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美國著名的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攻哲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其哲學博士論文《中國古代邏輯方法的發展》，中論及的“孔子的邏輯”、“墨翟和后期墨家的邏輯”，“進化論和邏輯”等，是后來《中國哲學史大綱》(以下簡稱《大綱》)的基礎。
胡適的《大綱》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本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書，大量學者認同此書是中國哲學史學科成立的標志。“哲學”一詞在19世紀末傳入中國，很多人在哲學一詞傳入我國后致力于中國哲學研究，但不成體系，沒有章法，材料極為雜亂，把經學、史學、文學材料一鍋煮。當時人分不清楚哲學和哲學史的分別，對于哲學的認知也是較為模糊的。
當時梁啟超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對胡適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將中國學術思想史分為七個時代。胡適自傳中說：“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學術史’的見解。”但梁啟超在論其中的“全盛時代”時，把諸家學說的本論并沒有詳細闡述，因此胡適想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這便是胡適著《大綱》的初衷。
二、對《大綱》的評價與爭論
1919年《大綱》出版后，反響異常熱烈。這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但也存在不足之處。我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對這本著作進行評價，并分析該書引起的一些爭論。
(一)開創了研究新范式
在寫作背景中我們談到，此前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是經學史學文化各種材料一鍋亂燉的局面，而且傳統的治學方法是采用學案式將各家思想平行排列，無法尋出各家思想的沿革與演進。胡適將西方的學術體系應用于中國傳統哲學思想，進行研究。近代學術要求，研究者應當對于本學科領域的研究目的、要求，研究對象發展演變的階段及其特點做出合理的界定和闡述，并提供給入門者以研究的方法[1]。
《大綱》導言中開宗明義，說“‘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方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著年代的先后和學派的系統一一記敘下來，便成了哲學史。”從最基本的定義出發，胡適繼而對哲學史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進行了闡述，包括：天地萬物的來源(宇宙論);知識思想的范圍、作用及方法(名學及知識論);人生在世該如何行為(人生哲學);怎樣才可使人有知識，能思想，行善去惡(教育哲學);社會國家應該如何組織、管理(政治哲學);人生究竟有何歸宿(宗教哲學)。研究對象和范圍的確定可以說是確立這個學科的重要前提。
緊接著，胡適在書中導言闡述了研究哲學史的三個目的：即明變、求因和評判。明變，即要弄清古今思想沿革的線索;求因，即尋找不同時期思想沿革變遷的原因;評判，就是要弄清各家哲學學說的價值所在。在這樣的體系構建中對各家的學說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這在當時是開創性的工作。這個在當時讓人耳目一新的研究體系的構建，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新范式，也是這個學科真正確立的標志。
(二)研究方法的先進性
這里所說的先進性，是較所其處時代而言，胡適的這本書開風氣之先，研究方法和以往的學者大相徑庭。他的方法論，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個是實證主義的宗旨，一個是歷史發展的眼光。
第一，先從實證主義來看。主要表現在引據上采用疑古的懷疑精神。胡適美國留學時的導師是實用主義派的杜威，實用主義強調忠于事實，胡適正是將其傳入中國的第一人。
胡適治學，講究“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大綱》導言中講到哲學史史料取舍審定之法有：史事，與人物所處年代是否相符;文字，尤其是各個時代語言的特色;文體，同一個哲學家的文體自成特色，出入太大定是偽作;思想，一家之言必定能夠前后連貫，若一本書中自身觀點相左，也是偽作;旁證，是從別的書里尋找佐證。以上互為印證，方可證明一學說的真實性。
所以在這本書中，胡適直接從周宣王講起，從《詩經》講起，認為這之前的史料難辨真假又大都不可考，因此直接舍棄，只有《詩經》可以用驗證方法證實。各位哲學家的生平，他都進行嚴格的考證，講明自己的推理或者前人的錯誤。比如在墨子生于何時的問題上，有人說“并孔子時”，有人說“六國時人，周末猶存”，相差兩百多年，容易引人誤會。胡適說：“我以為孫詒讓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確”[2]，并指出了孫詒讓的幾個錯誤，最終定了墨子的大概生平區間。像這樣的考證和論述在全書中俯拾皆是，體現出作者深入的洞察力。
第二，即歷史發展的眼光。這在上文闡述胡適研究哲學史的目的時已經有所體現。明變、求因、評判，弄清古今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變遷的原因，再對這種思想歷史上產生的實際效果進行評判。所以在書中，胡適按照時間的先后對各家思想進行講解。改變了古人學術的平行法，顯出變遷的痕跡，顯示演進的脈絡。他將中國哲學史分為古代哲學(從老子至韓非)，中世哲學(自漢至北宋)，近世哲學(明清時期)。可惜這本《大綱》并不完全，胡適只作了古代哲學，不免是一種遺憾。這種歷史演進的眼光是作者唯物史觀的體現，是之前研究中少見的。 (三)平等、科學的新精神傳播
《大綱》出版于1919年，正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時期，處處體現出作者的時代精神。傳統治學，把古人的原文為主，自己的觀點小字附注，體現尊古崇古之風氣。胡適將自己話作為正文，古人的話小字附注，表新出五四時代的獨立精神。蔡元培評價這本書的另一個長處便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評判哲學，不是是墨非儒，就是是儒非墨，自漢以后，儒家一家獨大，排斥諸子。胡適盡管對孔孟之道不認同，但書中也能還其一個本來面目，各家學說等而視之。
除此之外，胡適還大力推崇科學，反對迷信、鬼神。在《大綱》中，他說儒家雖不相信鬼神，卻如此的重視祭祀和葬禮，情愿造出鬼神來崇拜。盡管他在書中并沒有進行強烈的褒貶，但我們可以感覺到對迷信思想的批駁;在后面又用生物進化論來解莊子的學說，也可以看出他對科學的偏好。
(四)梁啟超對《大綱》的批評與爭論
《大綱》出版后，一時好評如潮。但也有學者提出了不一樣的聲音。我們這里主要介紹梁啟超的觀點。首先，梁啟超對于該書進行了積極評價，但充其量只能說是一種演講時的恭維，緊接著他就從幾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異議。
首先，梁啟超認為胡適把思想的淵源抹殺的太過了，與作者本身所提倡的歷史演進的眼光來看各家學說之淵源的觀點不相符合。老子孔子的一家之言必定是在受了之前很多哲學的啟發和熏陶才發揚光大的，而書中把哲學勃興的原因歸結為長期戰爭、人民痛苦的觀點，只拿一部孔老之前兩三百年的《詩經》來講中國哲學的背景，太過牽強。他批評胡適“疑古太過”，凡是所懷疑的書都不引，這種過猶不及的方法不可取。
其次，梁啟超針對其中的特定幾章觀點進行了辯駁。他說：“這部書講墨子、荀子最好，講孔子、莊子最不好。”[3]梁啟超認為胡適書中除了知識論，其他方面多是淺薄和謬誤。對儒家的學說，胡適了解的太淺薄。例如關于《論語》中的“學”作何解，胡適認為孔子的學便是“讀書”，只是文字上傳授來的知識。梁啟超對此提出尖銳的批評，認為孔子既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又說“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因此為便是學，學便是為，是屬于實踐、經驗方面的學問。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胡適的這本書里的確存在一些疏漏之處，尤其是其儒學造詣不深常為他人詬病，梁啟超對該書一些具體內容上的批評是有其合理性和建設性的，但梁啟超批評這本書避重就輕，針對一些具體的細節展開攻訐，對于這本書的重要價值和革命性的地位避而不談，是有失公允的。
這兩位學者的觀點的對立與爭論事實上是五四新文化時期新老一代新舊之爭的縮影。無論如何，作為現在中國哲學史的開山之作，《大綱》的開創性是無法否定的。
三、重讀《大綱》對當下之意義
此書出版將近百年，書中的某些觀點和思想，仍然能用來對當下社會和人生態度進行審視。
首先，他講中國哲學，對存疑的材料疑而不用，嚴于考證，體現了做學問的嚴謹、審慎、科學的態度，是學術界應當尊重和學習的。
其次，胡適在書最后講到古代哲學中絕的原因時提出四點，這里就取三點為例。第一，以莊子為代表的名學講求出世，認為萬物無時不變，尋求真理和知識是十分無用愚蠢的行為，這對于哲學、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極端的消極影響。個人、社會的發展都需要積極的參與的態度，消極避世，不應是人生的追求。現代社會也是一樣。第二，狹義的功用主義。墨子、荀子的應用主義提出處于各國需要富國強兵的時代，到后來發展成為了狹義的功用主義，不能立刻見效的學說一概銷毀。胡適說，這種短見的功用主義乃是科學和哲學思想發達的最大阻力。雖然他也重“效用”，但絕不是如此唯功用的狹隘。這種風氣在當下社會也有所體現，當今社會有一種浮躁的功利主義，還有人提出“讀書無用論”，令人唏噓不已。第三，專制的一尊主義。自漢以后，儒學一家獨大，古代哲學自此式微。因此學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科學、哲學發展的必要條件。我們不能一味追隨主流文化，盲目從眾，推崇一家之言，這樣才有助于現在學術的良好發展。
參考文獻：
[1]陳其泰.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新范式[J].史學集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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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G]//飲冰室合集&12539;文集之三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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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鐘泰的中國哲學史研究
摘 要：在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之初，鐘泰以本土的話語方式對中國哲學史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該書運用史傳的體例，以同情理解的態度，對不同時期的人物、思想、流派做了詳實的介紹，客觀地還原了中國哲學史上諸多人物的哲學思想。他追溯中國哲學思想的源頭，概括性地對上古哲學思想特點進行了總結。鐘泰“以中釋中”的研究方式對中國哲學史的形成和發展有著獨特的作用，對當今詮釋中國哲學的思想精髓和核心價值具有啟發意義。
關鍵詞：鐘泰;中國哲學史;以中釋中
中圖分類號：B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35-0026-02
鐘泰(1888―1979)，中國近現代著名學者。字 齋，號鐘山，別號待庵。江蘇南京人。師從太谷學派中期宗師黃葆年，曾攻讀于江南格致書院，繼而留學日本，畢業于日本東京大學。歸國后任兩江師范學堂日文譯教。辛亥革命曾入皖督柏文蔚幕。爾后歷任安徽高等學堂教師，南京法政專門學校(后改法政大學)日文教席，并開老莊講座，又任《共和雜志》社社長。1924年轉任杭州之江大學國學系教授、系主任。1939年任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教授。1943年任貴陽大夏大學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1944年入蜀，與熊十力并任書院主講兼協纂。1948年任光華大學教授。新中國成立后入華東師范大學。后轉入上海文史館。1962年應長春東北文史研究所禮聘講學。1966年返回上海文史館。1979年病逝于家。
鐘泰畢生致力于先儒哲理之學，博采眾長，成一家之言。著有《中國哲學史》、《荀注訂補》、《國學概論》、《莊子發微》、《春秋正言斷詞三傳參》、《顧詩箋校訂》、《管子侈靡篇》等。其中，192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是鐘泰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國哲學這門學科創立之時，該書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領域產生了較為重要的影響。
一
不同于胡適、馮友蘭等“以西釋中”的研究模式，鐘泰采用了中國化的哲學研究方法。鐘泰在書中完全運用中國本土的話語方式，在傳統的領域內對哲學進行梳理，較為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鐘泰并不是簡單重復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而是具有了明顯的方法論意識。
鐘泰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全書分為四編，分別為上古哲學史、中古哲學史、近古哲學史、近世哲學史，共分為上下兩卷，八十二章，單列人物117位。上古哲學史由周代至先秦，中古哲學史涵括漢唐時期，近古哲學史包含宋明哲學，近世哲學史則涵蓋了清代哲學。鐘泰以客觀的筆觸，盡可能真實地介紹各家思想，以龐大完整的體系奠定了“以中釋中”的中國哲學史詮釋框架。
二
縱觀鐘泰的《中國哲學史》的內容，具有如下主要特點。
1.敘述了上古哲學思想的淵源
在第一編上古哲學史中，鐘泰提出了他對中國哲學總體特征的認識。中國哲學的特點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地鞏固、發展，貫穿了整個中國哲學史。在第一章中，鐘泰將中國的哲學思想追溯至周代，認為中國哲學“至周代始有統系可言。”[1]4他從上古思想中提煉出“本天”、“盡人”、“首孝”、“用中”、“上民”、“大天下”六個方面，認為人應以天為萬物之本，“人者托體于天，則當以天為父”[1]4，同時充分發揮人的本性，進行能動地創造，“盡人之性，則可以參天地而育萬物”[1]4，從而實現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盡人之性的具體行為是什么呢?鐘泰隨即提出了“首孝”，強調孝的重要性。自上古時代孝道思想就產生和流傳下來，擴充為五倫關系所應遵守的標準。“用中”即是以中道的方式處世，而后重視民意，以保民、愛民的思想治理國家，最終實現天下統一的政治理想。這些方面涵蓋了哲學、倫理學、政治哲學等方面的內容，涉及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的論述。第二章“王官六藝之學”，鐘泰認為“周公集前王之大成”[1]9，著述了以禮樂文化為中心，六藝之學為內容的典章。百家諸子之學皆源于六藝，而六藝之學則始于周公。因此鐘泰指出，“中國哲學，必當斷自周公為始。”[1]4鐘泰運用富于中國特色的語言歸納出中國哲學的特點，追溯了中國哲學思想的本源。
2.采用史傳體例書寫哲學史
鐘泰在《凡例》中就明確指出他是以史傳的體裁書寫的中國哲學史，以客觀的視角敘述各家基本思想。鐘泰秉承古文經學派的解釋學方式，抱著“述而不作”、“我注六經”的學術態度著述，他所整理的中國哲學史內容翔實，語言古樸，態度誠懇。值得一提的是，鐘泰在梳理哲學史時堅持了“上下則詳其源流，彼是亦辨其同異”的原則，對不同時期的人物、流派、思想以及同一時期的不同人物、流派、思想等進行對比，研究他們的源流和發展，探討他們的異同之處。對于不同時期，鐘泰通過介紹主要人物以歸納其核心思想及其學派的特點。例如在介紹孔子時，通過“仁”、“忠恕”、“孝弟”、“五倫”、“成己成物”、“富教”、“小康大同”、“知命之學”等方面來講解，介紹墨子以“兼愛”、“非攻”、“節用”、“天志”、“墨經”為特點來概括，介紹朱子從“理氣”、“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居敬窮理”幾個方面進行總結。對于同一時期，鐘泰則以事件為焦點進行論述，如“兩漢儒學之盛”、“魏晉談玄之風”、“宋儒之道學”、“元明諸儒之繼起”、“清儒之標榜漢學”，對某一時期的特點進行集中的闡釋和總結。“史家之例，或以事為題，或以人為目。此書述一家之言，則著其人;總一代之變，則標其事。”[1]1鐘泰正是本著這樣的原則對中國哲學史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對當時及后世研究某一學派人物及某一時期的哲學特點都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此外，史傳體例還表現在，書中還常有“老子附管子附《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解”、“惠施公孫龍附尹文子附名家不出于別墨論”等章節的內容。“史家紀傳，有合有分?；蛞愿綇?，或以連及。此書亦兼四體。”[1]1這些正體現了鐘泰的這一寫作原則。
3.以同情理解的態度介紹各家學說
鐘泰在著述過程中，并沒有對各家之言持褒貶不一的態度，而是以真實的姿態還原諸子思想的本來面貌，客觀、全面地一一展示其哲學思想內容。“門戶之爭，自古不免。然言各有宜，理無相悖。此書于各家同異，時附平亭。既欲見學術之全，亦以為溝通之助。”[1]1鐘泰在書中充分地體現了作為一名哲學史家的客觀態度。鐘泰在評價宋儒時寫道：“宋儒于經，不主訓詁而主義理，不主師傳而主心得。惟主義理主心得，故以經為求理之階梯，而不認經為可以盡天下之理;又以為理雖在經中，而亦非專于守經所可得。”[1]185-186而后他又將宋儒與漢儒進行了對比：“由是觀之，宋儒與漢儒，其有取于孔子之經雖一，而其所以取于孔子之經者則有間矣。是故譬之于谷，孔子植之，漢人收獲之，而宋儒則播之礱之，淅之炊之，且以自食之者也。”[1]186作為太谷學派的繼承者，鐘泰并沒有一味褒揚儒家學說，而是對比分析了儒學不同時期的特點，以同情理解的態度分別評述各家學說，這種中肯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 三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胡適以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舊文化，以西方哲學的邏輯方法重新梳理中國哲學。馮友蘭又進一步深化了“以西釋中”的哲學研究方法，成為新理學的先驅。正是在這樣的境況下，鐘泰堅持“以中釋中”，以表明自己的文化觀。他指出：“中西學術，各有統系，強為比附，轉失其真。此書命名釋義，一用舊文。近人影響牽扯之談，多為葛藤，不敢妄和。”[1]1鐘泰認為中西學術各成體系，正是因為兩者的差異性，才使它們具有了各自的獨特性。他反對將中西哲學牽強比附，尤其反對胡適用西方進化論的觀點來審視中國哲學。如“近人摭拾其‘萬物以不同形相禪’之一言，又取與達爾文之《天演論》相比附，去莊子之真意益遠。”[1]46鐘泰對胡適提出了直接的質疑：“胡適之《哲學史大綱》創為此說，然‘萬物以不同形相禪’句下，即繼之以‘始卒若環，莫得其倫’，夫言天演，言進化，有始卒若環者乎?胡氏之說不攻自破。”[1]46由此可見，鐘泰拒絕用西方化的研究模式來整理中國哲學史，他力圖通過運用中國哲學獨有的方式，進行自我更新和自我揚棄。在多種哲學研究方法并存的五四時期，鐘泰堅持回歸中國本位的敘事方式，為捍衛中國哲學的獨立性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在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環境下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他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西哲學的融合與發展。
鐘泰在書中并沒有對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進行明確的定義和解釋，其觀點只能被后人所揣測。他闡釋了117位人物之多，其中有不少人物在其他哲學史書中并不多見，如魏伯陽、牟融、徐干、陶淵明、陳止齋、唐說齋、蔡西山、蔡九峰、蔡節齋、真西山、魏鶴山、吳草廬、鄭師山、劉伯溫、曹月川、吳康齋、張楊園、唐鑄萬、彭允初、汪大紳、羅臺山、洪北江等。這一方面說明鐘泰學識淵博、博覽群書，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對學術、思想和哲學的把握不甚分明。鐘泰對哲學、哲學史、中國哲學史的概念沒有清晰的認識，因此他所列舉的諸位人物中，包含了著名的學者和思想家，而這些學者和思想家并不完全是哲學家，哲學史也不盡等同于思想史、學術史。這種“還原論”的敘述視角和方式在當時可能是落伍的，但在今天又受到了學界的重視。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響，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形成了“以中釋中”、“以西釋中”、“以馬釋中”等詮釋方式，而后的幾十年里，“以西釋中”、“以馬釋中”逐漸成為主流的研究方法，它們以較新的途徑和科學的方法，重新挖掘了中國哲學的價值，極大地拓展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視野，取得了豐厚的成果。然而，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并沒有持續下去。在西方的話語系統之下，學界出現了一味追求西方化的形式主義、過度依賴西方文化的情況。能否真正詮釋出中國哲學的思想精髓，揭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建立自身完善的話語體系，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中國哲學史成為新時代的重要課題。20世紀中國哲學史學科的構建者們大都采取了“六經注我”式的方式，預先設定中國哲學中存在著宇宙論、人生論、知識論等近現代哲學內容，從此出發去尋找歷史性的佐證，而不是從歷史性研究中延伸出近現代意義。這就造成了他們無法設身處地地融入歷代哲學家的心境中，深入挖掘這些哲學家們的思想精華[2]。而鐘泰中國本位的敘事方式，對諸子各家同情理解的態度，在這種現狀下顯現出其獨特的價值，給現代人以反思和啟發。鐘泰書寫中國哲學史持有的謹慎、中肯的態度，對中國哲學思想的尊重與還原，值得當代中國哲學建構者們借鑒。
在現今大陸兩種社會制度并存、多種文化類型同在、多維價值體系共生的社會環境下，文化的發展必然多元的，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國哲學史建構也必定是多維度的[3]。以鐘泰為代表的中國化研究模式，在多元化的文化觀中占有一席之地。它能夠幫助整合中國哲學史的建構，重新審視和調整中西哲學思想的關系，傳承和發揚中國哲學的內在精神，為使中國哲學史學科更好地建立自身的話語系統和書寫范式而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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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柴文華.論“中國哲學史”的建構[J].深圳大學學報，，(1).
看了“中國哲學史選修課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