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與文化長期領先世界，獨具魅力，對人類歷史文明產生過積極的作用。以下是小編整理的中國古代科技史論文的相關文章，歡迎閱讀!
摘要：中國古代的科技曾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各個朝代有自己科技發展的特色，但終因科技發展的畸形性，使得中國科技慢慢衰落。此文以史為鑒，為科技的發展貢獻一份微薄力量。
關鍵詞：古代科技 發展 衰落
中圖分類號： D091.2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創造了輝煌的五千年的歷史，其中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亦是輝煌的，但深究于科學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我們的科學技術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科技”，僅僅是“技術”，我們的“科技”經歷了從興起到緩慢沒落的軌跡、從遙遙領先于西方至近代追逐西方科學技術的路途。
縱觀歷史中國的科學技術大致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春秋戰國時期為中國科學技術萌動時期，中國在這個亂世階段走上了一條異于西方的道路，這個起點一方面使中國科技開始自己有特色的征程，一方面也注定了其沒落的命運;秦漢時期為中國科技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時在大一統的政治條件下，中國科技水平在當時世界上已躍居前列，但是統治者為維護統一開始實行強制的文化措施，銷毀大量春秋戰國留下的文獻，間接的影響了科技的發展，部分破壞了科技的傳承;唐宋時期，是我國科技發展的頂峰時期，這一時期安定的社會環境為其發展提供了條件，尤以天文歷法發展最快并不斷更新進步，而化學由于道家熱衷于煉丹發展實用化學技術，這個時期國家利用逐漸完善的科舉制度對人才的控制強化起來，因此科技發展依然沒有大的突破;明清時期，中國的科技發展開始逐漸落后于西方，由盛到衰，其原因主要是統治者的盲目自大，一方面對外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一方面對內實行嚴厲的文字獄。中國科技的沒落總體原因離不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國的閉塞的小農經濟，但每個時期又有自己獨特具體的原因，下面一一贅述做粗淺的探討，僅做有益嘗試。
春秋戰國時期的科技萌動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科技發展的第一個高潮階段，其進步最大的有天文、歷法、數學、地理、物理。比如，春秋時期，我國已能用立圭表測日影，戰國時期甘德、石審生發現了行星的逆行現象;中國特有的計數方式“籌算”此時已臻于成熟，分數已被使用;這一時期還是地理學的初創期，有地理力作《禹貢》等作品;物理學的發展以《考工記》和《墨經》為代表。但這些學科的發展顯然是為了農業科技的發展而進步的，天文歷法的發展有利于農業的規律生產，而數學又是為天文歷法的發展而需的工具學科，其他學科基本緣于農業為農業服務所置。由此我們看出我們的科學技術的特色是實用性至上，我們的科學技術形態是實用科學，這種科學技術是人們在歷史行程中靠經驗積累而發現的，并沒有理論作為支撐，這點是異于西方的，雖然西方初有些發明亦是經驗的積累，但后期完善的理論使之有發展的前途，中國卻在之后一直未出現科學理論的系統。這就決定了中國科技是暫時的興起，處于經驗水平上，沒有科學理論分析，這種科技自身的缺陷給中國科技的發展罩上了沉重的陰影。
二、秦漢時期的科技興起
這一時期中國的科學發明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尤以農學中《氾勝之書》為代表，這一成套的農田豐產技術，大大提高了中國的農業水平;此時的醫學體系趨于完善，其中以《黃帝內經》成就最大;特別是紙的發明影響是深遠的，在中國科技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但此時大一統的政治條件表面上推動了科技的發展，但一切為政治統一的目的，使得科技已經有弱化的趨向。此時科技的發展除延續了中國科技自身理論上的缺陷外，還遭到了統治者在思想上的壓制。秦朝的焚書坑儒，一方面是人才的流失一方面是史料文獻的損失，間接的影響到中國科技的傳承。特別是漢朝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儒學本身講“道”，以社會、人生為研究對象，不以自然為研究對象，因此可以說是無科學，又排斥別的思想，致使人們的思維模式單一，大大壓制了科學的創新思維，加之讖緯學的興起，將儒學神化，任意的曲解萬物萬事，造成人們無法從客觀上認識事物，更無從研究創造新事物，這與西方先有正確的思想啟蒙而后在正確思想指導下相悖。由此錯誤的思想指導下，科技的發展勢必要夭折的。
三、唐宋時期的科技璀璨
唐宋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繁榮期，科技成果斐然可觀。四大發明之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均于此發展很快。火藥發端于煉丹家，至宋廣泛應用于軍事方面，發明管形火器“突火槍”;雕版印刷術是唐朝時期發明，到宋時活字印刷，這比歐洲古騰堡的活字印刷早400年;指南針在北宋末年已用于航海。還有其他許多領域的成果是領先于世界的，這些科技成果的成就是不容漠視的，但這時期科技的發展已經顯示出乏力和蒼白。統治者為了安定社會、控制人才，確立科舉制。但這一制度限制了科技的發展，首先這一制度的確立，直接起到了社會導向作用，使得大批人才為科舉而學習，為做官而備考，這種社會價值觀使得人才流向官場，是科技人才的流失;其次科舉使得內容死板化，使得儒學具有獨占性，這就壓抑了其他學科文化的發展，不利于科學技術的創新思維的發展;最后這造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知識結構的單一性，由于科舉限制考試內容和格式，這種步調一致的文化培養人才，與科學的全面個性化培養人才是格格不入的。
四、明清時期的科技衰竭
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時期，亦是封建制度發展停滯之時。在科技方面，興盛的依然是實用技術，例如農業、數學、陶瓷等行業。但這一階段值得一提的是開始有了中西文化交流，雖然是被迫的，畢竟舶來些許技術。這一時期中國科技在遭遇封建落寞制度、西方侵略后由盛而衰。其原因主要由于統治者的盲目自大，首先明清兩朝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起初這種政策的實施是為了防止外寇在沿海的侵擾，但其根本原因是防止思想的異化，進而培養“順民”，維護封建制度的穩定。這種狹隘的觀念直接斷絕了中西科技的交流和學習，雖然后又洋務運動主動學習西方科技，但卻只是學習其皮毛“技術”，學的是“無理之術”，嚴復在《原富》中說“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學主知，術主行。”由此得知我們學的僅是“無理之術”，這種“科技”如無根的浮萍，注定要遭受到沉重打擊。洋務運動既敗于此，不得不令人扼腕長嘆。其次這一時期統治者對內采取嚴厲的文化壓制，大興文字獄。源于此不得不使許多學者僅僅皓首窮經，或鉆研儒學經典或靜心修書，不可能出現有價值的創新的東西。該影響反映在學術上，明末心學大興，只知空談，不探究實際的事物;清初雖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倡導新學風，但終究是拘泥于“經世致用”，無法形成科學理論體系;至清考據學大興，使得知識分子完全喪失創新精神，整日求索于文字音韻、章句訓詁、典章制度里。由此看出這個時期，文化專制已將人們的思維教條化，從事科技研究的條件已經無一而可行。
綜上述，中國科技隨著封建社會的終結而沒落，每個階段都有其具體的原因，重新審視每個階段的科技成果和衰落的原因有利于我們正視五千年的輝煌歷史中的暗光，前車之鑒后車之師，考諸歷史留心損益，這將對我們今天科技的發展有益的，啟發我們扎實科學理論體系、開放思想、提倡創新精神，為當代科技的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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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中國古代科技的儒學化特征
摘 要： 在以儒家 文化為主流的 中國 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 科技 的 發展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 影響 。不僅 科學 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他們從事科學 研究 的動機、基礎知識、研究 方法 也與儒家文化密切相關，甚至整個古代科技的特征也明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的科技是儒學化的科技。
關鍵詞： 儒家文化 古代科技 古代科學家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 問題 ，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 文獻 ，用 歷史 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 時代 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 社會 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 目前 ，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 ]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 ]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 理學 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 分析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 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 ];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 ]，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 ];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 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 學習 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 考試 的重要 內容 ，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他撰著《農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 ]。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可見，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金代醫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 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 自然 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 ]，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 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 ]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
古代天 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 研究 ，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 ]充分揭示了 中國 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 歷史 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 理學 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 內容 ;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 科學 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 科技 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 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 方法 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 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 理論 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 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 總結 。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 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氾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 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 問題 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 應用 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 ]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 發展 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 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 自然 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 分析 ，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 ]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 ]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 ]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看了“中國古代科技史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