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哲學之爭歷來已久，對于二者之關系，牟宗三先生分別從中西方哲學家思想中去找尋。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哲學類的論文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再議科學與哲學
摘要：科學與哲學之爭歷來已久，對于二者之關系，牟宗三先生分別從中西方哲學家思想中去找尋。通過辨析，他將哲學與科學做了較為明確的區分，指出了自近現代以來，人們對哲學概念的錯誤理解。同時，也進一步闡釋了哲學對科學所產生的引導意義，開啟了當代哲學發展的新方向。
關鍵詞： 心思哲學科學
一、“哲學底科學之誤”
1.科學的興盛與哲學的萎靡
用“底”這個助詞來表示所屬，已是一些哲學家的所愛。“哲學底科學”，即哲學是依附于科學而誕生、發展的。這種觀點對于我們學習哲學的人來說，真乃大謬。他們真不知哲學。那么，何為哲學?哲學與科學又有何關系?此間，又回到何為哲學該問題上來。牟宗三認為：“科學是為人之學，哲學是為己之學。己以外即為物，我以外之人也是物?？茖W在忘己而取物。”此處，他雖沒有很具體、明確的給哲學下定義。然而，卻以比較的方式，將哲學與科學做了細致、明白的劃分。這種區分就表現在“內外的劃分與物我的合離”。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科學多是與思(意識)有關，哲學則和“心”同在。依科學而言，對象是思維運行的前提條件，對象不現，思維便無法運行，目的就不可能達到，科學的意義也蕩然無存。但是，從實際生活中來看，思，無不是無時無刻都在運動的。畢竟，在現實生活中，與人們交往最密切的仍是無限量的物(外)或 對象。因次，在急需物欲的社會之中，一些人“預言”哲學將會消失。然而，就事實來看，哲學并不因科學的繁華、壓制而退出歷史舞臺。
2.現當代的“玄學”
此處所言之“玄學”并非魏晉時期的玄學，而特指科學之后之對象之學。言科學之后，是指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推論出在目前已發現的最新之物(對象)之背后必然還“有”(隱藏)著一個“對象”。只是該“對象”在目前之科學的能力下尚不可破解。因此，將其懸起而稱之為“玄”。也即是該“對象”還看不見，摸不著。———“存而不實有，內而不外現。”比如：在物理學中，已能通過數學方法推出“超旋”的表達公式。然而，就目前物理學的情況來看，其尚無能力憑借實驗、作用以將其找出。因此，超旋也暫時被賦予“至小”的概念。但若僅僅從理論上來推斷，那么，則又可分析出在超旋之下必也有更小之“對象”而將其構成，使其成為可能。由此，這些只可通過理論推出但仍無法科學驗證的“存在”——“科學之后之對象”便成為所謂的“玄學”或“哲學”領域的分子。依此言說，那么，此處所謂之“哲學”實質與科學無異。這就好比是“已開花但尚未結果之大樹一般”;“開花之樹”為科學，“未結果”則為“哲學”。因此，牟宗三說：“但以為整個哲學即在依附，則不是好事。因為依附科學，從科學的根據上抽繹出道理，這無異于錦上添花，仍是錦耳，于錦之本質并無所增益。同樣，于科學根據上抽繹道理，亦仍是科學耳，于科學本身并無所增益。”
二、上下合一，一體平鋪
此處言“上 下”是指形而上與形而下。《周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那么，將科學劃歸為形而下，而把哲學歸于形而上則未有不可。目前，人們對“道、器”的解釋不少，取任何一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結合本文，“形”可作為“兩境”之界線。“兩境”——即形上之世界與形下之世界，“形”暫定為具體事物。其，上可歸宗于其之所以存在之依據，保障(向內);下可探究為對其他存在所發揮之功用(向外)。馮友蘭講：“一物之存在是以整個宇宙作為其存在之依據、背景。每一事物之本身功用又反作用于整個宇宙。”正所謂：萬物一體，彼此聯系，互為因果。猶如亞馬遜“蝴蝶
效應”——亞馬遜蝴蝶扇動翅膀，美國西海岸將產生颶風。若依此說法，那么將會陷入一個不可調和之境。先設一命題：你以非你作為你存在之保障;我以非我作為我存在的依據。那么，按照數學原理將“你”與“我”做一個交集，得出的結果即是獨立的“你”與“我”。因為，除你與我之外，其他均為一致。亦即是從“非你”之中抽出“我”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完全等同于從“非我”之中抽出“你”所剩余的那部分。這是從形式邏輯上來推的。畢竟“我”與“你”都是所屬于大全宇宙。正如熊十力所言：即體即用，體用不二，不可分而別論之。然，為了便于說明也只能依形式的方式展開。由此，所分離出來的“我’與“你”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性體”，而非生物之我(意識)之你。因為，他們(思)都是科學的產物，不是真我。故而，對真我的感悟則如牟先生所言，須：“主客不離，一體平鋪，物我雙忘，然而，我們不講認識則以，即講認識，則不能不抬高主體，即不能不特顯主體的特殊性能。而且若不顯主體的特殊性能，亦不能達到最后境界的一體平鋪，到處皆是。”
科學的任務是認識對象的構造以及其變化發展之規律。使人們明白，什么是什么。這主要強調的是自然科學的作用。而對于社會科學而言，則往往表現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之中。如：被就業、被買房等等。然而，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即是：客體的彰顯，主體的隱退。主體即是作為認識的我，客體就是被認識的“他”。目前，對客體的追溯與主體本身的遺忘，已成為當今人類的現狀，它占據了人們的整個思維空間。同時，也相對的屏蔽了人們本來所固有的“性體”“本心”。使得本來就難得被人們所顯之“主體”被埋藏的更深、更隱秘。因此，對主體的彰顯便成為了當今學科的任務，思想的革命。彰顯主體不僅可以填補空虛的精神世界，更可以調節、平衡已失衡的客體世界與主體境界的結合，使其回到和諧的狀態之中。以至人類與自然界能更好的、有序的、健康的發展。然而，受科學學科本身性質的影響，其在對主體的彰顯方面似乎“無能為力”。哪怕是所屬于其的心理學也只能是做向外的認識，而無法行“自我”的內顯。所以，只能由專注于向內的哲學來予以分解，參悟其中之根本，彰顯主體的自我，最終讓科學與哲學達到高度的統一。
參考文獻：
[1] 牟宗三.《寂寞中的獨體》[M].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4月
[2] 熊十力.《體用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3月
[3]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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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哲學反思:從辯護到審度的轉換
[摘 要]當代對科學的反思主要有三種取向,即捍衛科學的辯護,質疑科學的批判,以及省視科學的審度。為科學辯護與批判科學的傾向往往在激烈較量中趨向極端,這種畸形的局面終于導致向所謂審度立場的轉換。審度為全面、深入地認識科學提供了一條恰當路徑;尤其對那些易于在兩極間搖擺、迫切需要真正樹立科學精神的國人,這種清醒的科學反思是當下極為合適的選擇。 ?
[中圖分類號] B8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257-2826()02-0005-08
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已經深入到人們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梢哉f,人們與科學技術之間,已經形成須臾不可離的親密關系。然而,究竟怎樣看待科學和技術,并無太多的共識。哲學界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充滿了誤解和斗爭,不僅如迦達默爾所說:“直到黑格爾和謝林去世的整整兩個世紀中,哲學實際上是在對科學的自衛中被建構起來的”;[1](P5)而且在他們之后的近兩個世紀,關于科學的攻防也一刻未曾停息。
怎樣看待科學,或者說“關于科學的哲學反思”,主要有三種取向。第一種取向是對科學進行辯護。這是科學哲學對科學反思的一個基本態勢,也是傳統的主流觀點。何謂辯護?就是試圖說明為什么科學是合理的,為什么科學知識有精確性、可預見性等優點。舉例來說,發射神州飛船,事先就能預計到飛船什么時候進入什么軌道,這是只有科學知識才能給與的。科學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正是科學哲學要解決的問題。當然,社會上會有不同的聲音和意見對待科學和科學主義,對那些批判科學、指責科學、懷疑科學的觀點,這種辯護的取向將義無反顧地與之斗爭,會挺身而出捍衛科學,對它們進行駁斥。
第二種取向是對科學進行批判。幾百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科學日益顯示其重要和偉大。科學技術成了當代社會的支柱,成了經濟發展的支撐,成了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東西。但在社會對科學滿是贊嘆和贊揚的同時,也出現了非常強烈的批判聲音。這正是當今科學哲學里若干重要流派(所謂另類科學哲學)所大聲疾呼的。它們有感于人類發展到現在的許多問題,尖銳地認為,這是科學帶來的后果。大家開始可能覺得錯愕,然而面對現實與那些思想家對科學的質疑和批判,發現這種批判并不是毫無道理的。當今哲學前沿中很多論述就是走的這條路,即把現在的很多問題的根源歸咎于科學。
第三種取向是對科學進行審度。這是近年來歷經辯護與批判的較量,在科學哲學發展中很重要的一個新取向,本文把它名之為“審度”。這個概括,最初是在提出來的。其基本觀點是:單純的辯護和單純的批判都是有局限的,應該對科學采取一種審度的態度,用多元、理性、寬容的觀點來看待科學。當今對科學的反思,應該實現“從辯護到審度”的轉換。這對于亟需科學、科學精神的滋養,又要防止工具理性主宰的國人來講更顯得重要,因為中國傳統思維既具有“整體論”的優長,又具有“重直覺而輕知解”[2](P106)的偏向。
一、對科學的辯護——捍衛科學
標準的或者說正統科學哲學的主旨就是試圖說明或證明科學的合理性。為什么科學是合理的?一些著名科學哲學家如卡爾納普、亨普爾等都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很多科學家也為證明科學合理性提供了許多證據。但基本的理由不外乎科學知識具有如下一些特點,正是它們構成科學合理可靠的根據。一是客觀性,或者說非主觀性、可檢驗性、可重復性。例如,一種藥物有沒有療效,要經過多次試驗。一個人用過覺得有效并不能說明問題,其他人用過均有預期療效才能說明問題,這就是客觀性。二是普遍性,或者說抽象性、非地方性、無國界性。例如物理學,我們說牛頓是物理學的開創者,但我們不能說物理學是英國的。中國的物理學和英國的物理學就沒有什么根本區別。最初美國富蘭克林發明的避雷針是尖頂的,英國的避雷針在18世紀是圓頂的,英國國王以愛國主義為由宣稱說美國的尖頂避雷針不行,只許用圓頂的。但結果呢,用圓頂的會發生危險,用尖頂的在雷雨天卻能安全地避雷,所以,盡管美國當時是英國的殖民地,最后英國用的避雷針還是富蘭克林發明的尖頂避雷針,這就是科學的無國界性。三是構造性,或者說邏輯性、數學性。所謂構造性,即科學知識的各個部分是有邏輯關聯的,是用數學聯系起來的,是可以用數學公式表示的。例如伽利略提出的自由落體定律,表明落體的下落高度與質量無關,只與時間的平方成正比,這是可以用數學關系來表達的。而在伽利略之前,亞里士多德也做過關于自由落體的解釋,他論證,落體的下落快慢是由質量決定的。雖然亞里士多德是大權威,但今天人們認識到這不是科學知識,因為他的解釋沒有經驗支持,也不是構造性的。上述幾點是科學辯護的基本觀點。這里介紹得很簡單,實際上卻是許多學者花了上百年的功夫才說清楚的。
但是,科學合理性問題的疑慮并沒有終結。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興起了各種具有反科學,或者批判科學傾向的另類科學哲學,它們被迅速而廣泛地傳播,竟然成為思想界不可忽視的潮流。在另類思潮看來,科學不再是對真理的無私而神圣的追尋,而是與政治共謀的權力,是依靠金錢運轉的游戲,是聽命于贊助人的工具和殘酷統治自然的幫兇。在這種情況下,堅持正統科學觀的自然科學家、哲學家感到不安。從上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一場捍衛科學、批判另類科學哲學思潮的爭論引起了普遍關注。
1987年,《自然》雜志發表的關于科學理性的評論指出,如果否定了科學的真理性和實在性,科學將失去目標,而沒有目標的科學將不復存在。同年,《自然》雜志還發表題為《科學在哪里出錯了》的文章,對
費耶阿本德等著名科學哲學家進行批評,稱他們為真理的背叛者和科學的敵人。
1993年,柯林斯和平奇的《有生命的機器人:人人所應該知道的科學》一書出版,該書提出的觀點是:科學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它受到自然的絕對制約,而是因為我們使它按照我們的方式運作,即科學是科學共同體建構出來的?？茖W家對此普遍表示強烈反對,《科學》、《今日物理學》、《自然》和《新科學家》等科學雜志紛紛發文進行反駁。
1994年,美國科學史家霍爾頓的《科學與反科學》一書,用專章對“反科學現象”進行批評,認為科學家應該對詆毀科學和理性的思潮進行反擊。同年,美國生物學家格羅斯與數學家萊維特發表了《高級迷信:學界左派及其與科學之爭》一書,對科學反對派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指責對手是“社會建構論者的相對主義,后現代主義者的幼稚的懷疑論,女權主義批評家的初級階段李森科主義,激進環保主義者的千禧年主義”。[3](P10)他們指出,另類科學觀的“學院左派”是一些不學無術的空想家,而以前自然科學家太懦弱以至于不敢反抗這些空想家的批評。
1996年,美國著名“左”派文化批評先鋒刊物《社會文本》(Social Text)準備推出一份“科學大論戰”的?？?試圖對“科學衛士”予以還擊。有趣的是,紐約大學的理論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Anlan Sokal)在專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超越邊界:邁向量子引力的變革性詮釋學》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索卡爾故意模仿和迎合科學社會與文化研究學者的觀點,將廣義相對論、量子力學、微分拓撲學等自然科學最新成果毫無根據地與科學反對派的觀點相聯系,并有意留下一些科學中的常識錯誤,以證明后現代主義者對科學的“無知”。用索卡爾的話來說,該文“在文字上帶有明顯的胡說八道”、“拋棄了客觀實在性觀念的判斷”,“不是思維的邏輯結果”,而是“權威的引言、詼諧的雙關語、牽強附會的類比和毫無根據的大膽斷言”的詐文。[4](P51)在這篇文章發表的同時,索卡爾又在另一家刊物《大眾語言》上發表談話《曝光:一個物理學家的文化研究實驗》,表示這篇文章不過是一篇模仿嘲弄后現代派的游戲文章,其中論斷大部分既無邏輯前提,又無經驗根據或概念論證,不過是一派胡言。這就是著名的“索卡爾事件”或“索卡爾詐文”。索卡爾聲稱,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社會的政治“左”派歷來都是自然科學的盟友,用科學反對蒙昧主義,但是當代許多政治“左”派卻被后現代主義、女權主義所俘獲,拋棄了啟蒙的思想遺產,從進步的理性主義立場墮落到詆毀科學的相對主義立場。因此,他的詐文就是要把“左”派從相對主義思潮中解放出來。
“索卡爾事件”引起了雙方的大爭論,直接引發了所謂“科學大戰”,科學辯護者和科學批判者進行了深入的較量,各種觀點層出不窮。這個較量在科學哲學界甚至在整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究竟應當怎么看待科學,引起了人們新的思考。科學大戰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末,從本質上說,索卡爾事件不光是一個科學家開的玩笑。玩笑只是事件的緣起,重要的是人們所持有的辯護科學和批判科學的本質觀點,以及由此產生的新的論證。這些論證把對科學的哲學反思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二、對科學的批判——質疑科學
科學技術的負面作用引起了強烈的反省,出現了所謂另類科學哲學。另類雖非主流,但另類很吸引眼球,社會影響也很大。大體上說,另類科學哲學包括如下幾種類型:(1)20世紀70年代以來逐漸滲透到科學哲學領域的歐陸反科學主義理論,主要包括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存在主義、以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等人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以?？潞屠麏W塔等人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流派的科學哲學思想;(2)從分析哲學傳統內部徹底走向正統科學哲學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費耶阿本德、羅蒂等為代表;(3)借鑒另類思想反叛科學社會學(STS)傳統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研究,包括借以為新興_運動辯護的激進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和生態主義科學哲學。稱之為另類科學哲學的思潮并不是一個整體,而是許多異質性的科學反思。它們更多地關注科學與其他社會實踐活動之間的關系,共同點在于批判科學、甚至反科學的態度,傳達了對科技價值的質疑,在科學觀中有一定的影響。
本文謹以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為例,剖析另類科學哲學的思想傾向和特點。SSK的基本觀點是把科學看作和其他文化傳統一樣,是各種因素建構的;科學盡管有自己的特點,但是與其他知識沒有根本的不同;科學家和文學家、藝術家等一樣都具有社會性,社會在科學家那里打上的烙印并不比在其他人身上的烙印淺,所以不能把科學看作是純粹的客觀真理的發現過程。知識,包括科學知識是社會建構的。例如,人們研究一個課題,要做的事不僅在于探求研究對象的真假,還要做很多其他的“雜”事,像申請課題、評審等,這些事情也影響研究過程和結果,影響著知識的生產,這就是社會建構的過程。SSK認為,社會性可以用來解釋知識的生產過程,而且社會性是知識生產最重要的特點。SSK把科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進行研究,把科學家作為一種社會的人來討論,而不是把他們看作特殊的純潔的群體。(注解:(1)關于案例研究困境的分析,可以參見史蒂夫•富勒:《觀望鏡下的科學的社會與文化研究——一種知識的進路》,載舍格斯特爾編:《超越科學大戰——科學與社會關系中迷失了的話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20世紀70年代早期,SSK的研究中心均在英國,以大衛•布魯爾等人的愛丁堡學派和哈?里•柯林斯的巴斯學派著稱,后來,影響越出英國,在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法國布魯?爾•拉圖爾等的《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奧地利卡琳•諾爾—塞蒂娜的《知識制造:建構主義與科學的與境性》,美國莎倫•特拉維克的《物理與人理:對高能物理學家社區的人類學考察》,都是很具代表性的著作。
在研究對象上,SSK把社會學分析的觸角伸向了自然科學知識及其生產這個長期被社會學視為禁區的研究領域,大膽地用社會因素解釋科學活動的核心生產過程。對此,SSK的創始人之一的布魯爾強調:“我們的研究對象是科學和科學知識”,[5](P1)“主要關心的是科學知識的形式和內容,而不是科學知識的組織和分布”。[6](P1)在正統科學哲學看來,知識的生產是客觀的、理性的認知過程,知識的形式和內容屬于認識論研究范疇,不屬于社會學研究的范疇。SSK則認為,社會因素可以用來解釋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茖W知識生產過程是各種社會因素建構知識的過程,而不再是客觀真理被探索和發現的過程。因此,SSK常被稱為科學的社會建構主義。
以邏輯實證主義為代表的正統科學哲學把知識生產過程看作為純粹的主體認知過程,試圖通過主體的認知結構、認知能力等認識論分析來規范實際的認識過程;SSK反對這種科學的傳統認識論研究方法,主張代之以描述性、經驗性和實證性研究。以默頓、巴伯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STS)研究雖然是經驗性研究,但是和正統科學哲學一樣不加反思地把自然科學視為人類惟一的客觀性、真理性和進步性的認識成果;SSK反對這種先驗性命題,堅持科學知識與其他知識是一樣的,要用自然主義而非規范主義、經驗主義而非邏輯主義的方法說明科學,揭示社會歷史環境中“真實的科學”。
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SSK強調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建構方法論,大量運用民族志、田野調查和案例研究方法,注重實驗室研究和科學家社區研究,極力強調對于研究對象的疏離感、距離感,力圖達到所謂中立的結論。SSK的研究方法開啟了研究知識生產的全新視角,但也存在著根本性的悖論。比如顯而易見的反身性問題,SSK把知識生產看作社會建構過程,這一結論不可避免地要覆蓋SSK自身,即SSK也是社會建構的某種知識,“沒有客觀的科學身份”。[7](P79)再比如案例研究方法,SSK過多地依賴于案例研究來論證其觀點,實際上反對SSK觀點的人們很容易從科學史上找到相反的例證?①。
在基本結論上,SSK提出了許多一反傳統的建構主義觀點。首先,科學對象或科學現象并不是純粹的客
觀實在,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為建構的。拉圖爾和伍爾伽認為:“其實,現象只依賴于設備,它們完全是由實驗室所使用的一起制造出來的。借助記錄儀,人們完全可以制造出人為的實在,制造者把人為的實在說成是客觀的實體”。[8](P51)其次,各種社會因素尤其是社會利益的相互作用決定了科學知識的建構過程。SSK的目標是描述在行動中的科學,考察科學家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是怎樣“制造”知識的。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特別注意政治、經濟和權力這些社會因素的作用。馬爾凱認為:“科學知識必須被視為全社會中文化資源復雜運動的一個部分——這種運動通過變化的社會關系的模式和群體利益得以調節和被模式化”。[9](P154)塞蒂娜認為:“科學論文的形成經過一個轉換過程,這一過程又可以被視為一種在超科學領域中運作的社會聯結的機制,而這種社會聯結是由利益的分裂和融合來調節的”。[10](P273-274)
SSK的研究顯然對科學的客觀性、普遍性產生了巨大沖擊。人們開始懷疑科學的神圣性和純潔性。有些極端的思想派別,甚至公開打起了反科學的旗幟,例如,激進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和生態主義科學哲學。
女性主義科學哲學認為,理性、真理和客觀性總是與男性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相連。她們反對科學的現代建構方式,認為那是男子中心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的方式,是“中產階級的白種男人”的科學。奧克魯利克認為:“科學的女性主義解釋揭示出,各門學科在它們的理論、實踐和預設中體現了以男性為中心的偏見”。[11](P162)女性主義把以真理為核心的傳統認識論看作是男性中心主義的政治學建構,把科學知識看作依靠認識論來辯護的政治學的產物。
除了對科學的認識論基礎進行批判之外,女性主義者還批判科學史研究對女性科學家的忽視,著力恢復其應有的科學史地位;批判既有科學制度阻礙婦女進入科學研究的結構性障礙,努力爭取婦女在科學事業中的平等地位;批判科學發展的負面效應,尤其是對自然和生態的破壞,等等。女性主義者從獨特的女性視角出發,把批判的鋒芒指向科學發展過程中各個方面出現的問題,確有一些警醒作用,但把科學問題生硬地與政治訴求直接相連接,是難有說服力的。
后殖民主義科學哲學則認為科學的客觀性是西方人的一種文化建構,是與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利益一致的;進而主張非西方科學存在的權利,肯定非西方知識傳統對人類生存的重要價值,認為非西方科學能產生更為人道、更為生態的知識。印度學者蘭丁主編了《科學、霸權與暴力》一書,聲稱近代科學并沒有什么客觀性,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神話,占星術是犧牲品,弱者有權挑戰西方科學的“神話”?？偟膩碚f,后殖民主義者否認現代科學的價值中立性。但要指出的是,后殖民主義科學主張可能導致文化保守主義的傾向,在實踐中出現宗教、神話乃至迷信、巫術對科學的否定。在這方面,印度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提倡的“吠陀科學”[12]就是一個例子,它武斷地聲稱吠陀傳統是科學的,把科學視為吠陀文化的低級形式,實際是想以印度教中心主義代替歐洲中心論。
比較而言,生態主義科學哲學是更有銳氣的。生態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伴隨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日趨嚴重、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日益提高應運而生的。它強調人類是生態系統、生物圈和生態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理應遵循生物共同體的客觀規律,平等對待其他成員;生態倫理要求人類從道德上關心無生命的生態系統、自然過程和其他自然存在物。
由于科學技術在環境問題中的關鍵性影響,對科學技術的關注就成了生態主義研究的題中之意。在生態與科學關系的反思中,出現了一批激進的生態主義者,把當今世界生態危機歸咎于作為工具理性的科學、技術和無節制的經濟發展,從而展開了對科學危害生態的激烈批判。激進生態主義者認為,人類歷史中最大的錯誤莫過于對人類理性的一味頌揚,理性是自認為主人的人類對自然進行殘酷統治的幫兇,伽利略、牛頓等科學偉人以及笛卡兒等理性主義者是用理性扼殺地球的禍首。在激進生態主義者看來,在科學革命之前,道德限制了人類破壞自然的程度,培根等人把人類置于自然中獨一無二的位置,要求自然生態服從于人類統治的需要,后繼者更是進一步摧毀了地球是本質上值得平等尊重和認真對待的活的有機體的觀念,自然被視為一個死的機器,可以被人類隨意支配。一些激進的生態主義者甚至闖入科研機構,將試驗用動物放生,銷毀科研資料和實驗記錄,威脅實驗人員的人身安全。難怪有人認為,今天的激進生態主義者與納粹生態運動有許多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生態主義的反思雖然揭示了今天人類社會某些方面的問題,揭示了科學發展某些方面的問題,但卻把這些方面極端化了,得出了荒謬的結論。
三、對科學的審度——必要的轉換
在科學大戰以及此前此后的若干爭論中,應該說,對科學的辯護與對科學的批判兩者都不乏真知灼見,
它們的論爭對科學未來發展都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但客觀地說,正統與另類都有走極端的傾向,雖然極端帶來深刻,但肯定有失公允。思想上的極端給人以啟發,但行動中的極端肯定會導致失誤甚至災難。因此,跳出各自在論辯時所持的極端立場,就會發現衛道者的無奈與另類的尷尬。索卡爾之舉實在也是另類做派,而另類的觀點很多是不合常識的?？梢灶A見,如何整合正統與另類的思想,創造一種更為切合實際、指導實踐的新科學哲學是未來科學哲學發展的重要任務。當科學大戰的高潮逐漸消退,學術界跳出爭論雙方的偏頗,開始冷靜地回顧、總結和反思之時,這種整合的趨勢就已經凸現出來。蘇珊•哈克和阿伽西可以說是其中的姣姣者,分別代表兩種可能的選擇:“批判常識主義”和“多元論的批判理性主義”。
,蘇珊•哈克在《理性地捍衛科學:在科學主義與犬儒主義之間》一書中頗為中肯地分析了科學衛士和科學反對派的分歧,提出了折中的批判常識主義。在她看來,正統科學哲學可以稱之為傳統尊崇主義,科學的反對派可以稱之為新犬儒主義。“傳統尊崇主義的討論聚焦于‘科學邏輯’,聚焦于結構、合理性和客觀性,而新犬儒主義的討論則聚焦于權力、政治和修辭。一方面是對深厚的文化潮流的贊美,另一方面是對科學所展示的現實的憂心忡忡。”[13](P1)哈克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是極端的、片面的,應代之以批判常識主義。
哈克說:“如傳統尊崇主義一樣,批判常識主義承認有較好和較差證據的客觀標準,也有較好和較差實施的探究活動的客觀標準;但是批判常識主義提出一個關于這些標準是什么的更有彈性和更少形式化的理解。像新犬儒主義一樣,批判常識主義承認觀察和理論的交互依賴,承認科學詞匯的不斷轉移和意義變化,也承認科學在深層次上是社會性事業,但是批判常識主義不是把這些看做是理解科學如何取得顯著成功的障礙,而是將其視為這種理解的一部分”。[13](P7-8)她的總態度是把正統和另類都看成盲人摸象:“雖然所有人都部分正確,但他們卻都是錯誤的”。雖然這種辯證法式的言論難免由于折中似乎變得膚淺,但哈克的確客觀地指出了實情,并試圖引入皮爾斯的常識主義傳統來整合正統與另類的分歧。[13](P146、14)
同樣是,波普爾的學生阿伽西出版了《科學與文化》一書,提出把科學作為文化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來看待,而不應以一種與人文對立的眼光來理解科學。阿伽西既反對科學主義也反對相對主義,認為兩者均導致不寬容和非理性主義。首先,他指出:“科學主義主張科學的權威優先于個人的自治,因此其實質是一種獨裁。正如自治是合理性的本質,而合理性是研究的本質、研究是科學的本質一樣,科學主義因此是反科學的。(它將科學看作既定的事物,而非不斷成長的事業。)”同時,他也清醒地看到:“相對主義認為,每一種文化都包含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只發揮地方性效用。相對主義看似從地方性角度支持科學,但其目的在于支持眾多文化對科學的無知,包括部分對科學罕有了解的研究院對科學的無?知。……它看似寬容地將每個權威限制在自己的領域內,但卻是以分裂不同領域和使每一個領域成為不受限制的地方權威為代價的。因而它是獨裁主義的和非理性主義的”。[14](P1)
阿伽西試圖倡導一種“多元論的批判理性主義”,承認和重視在事實上和行動上達成一致,在實踐中達成共識,但不追求毫無異議的信念。在他看來,多元論與相對主義的區別在于:多元論建議為合理性標準劃分不同的等級。也就是說,在多元論看來,包括科學在內的所有知識體系都不是毫無異議的,但是科學的合理性等級仍然是高于其他知識類型的——這并不能代表科學有權壓倒其他文化,要用政治手段保護多樣性。
一般來說,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促使人們不斷反思科學。在西方,科學觀念和科學精神早已深入人心的情況下,極端的科學反對派能起到矯正盛行的唯科學主義局限的作用,有助于恢復公眾對科學的恰當認識,保持整個社會自由、平等和寬容。可以說,西方知識分子雖然對科學基本上采取一種批判的態度,但其所起的作用倒是前瞻性的。而在我國,對這個問題要更加小心。為什么我們不應大力地倡導另類的科學哲學?主要是對多數國人而言,對科學的認識還很片面,科學還僅僅被視為一種器物層面的工具,而沒有從制度層面、思維層面、精神層面去了解。在這種情況下,科學被突顯的只有功利性,所以,還需要大力地宣揚科學,大力地弘揚科學精神。不能一味追隨西方的理論思潮,盲目地批判科學,在我國科學基礎和科學精神本來就很薄弱,一反就容易回到原來愚昧的狀態。由此,對科學進行審度是合適的,既要從簡單的科學萬能論中走出來,跟科學保持一定的距離,又不能采取反科學的態度。
極端的科學主義把科學理想化、純粹化,很難解釋復雜的科學世界;極端的批判又完全否定科學的客觀性,主張真理多元論,取消科學的劃界標準,認為科學跟神話、巫術其實是一回事,抹殺了科學在整個社會中的重要地位和對人類生活的極大貢獻,片面地夸大了科技在現代社會的負面效應。重要的是既支持科學的發展,又保持對科學的警醒,所以要超越對科學的辯護和批判,而對科學進行審度。這就是我們從對科學的多樣復雜的反思中得到的基本觀點。如果具有審度的觀點,那么,我們的思想至少在哲學上是豐富的,這也符合當代在科學和社會實踐上的要求。
概而言之,應當怎樣對科學進行 哲學反思,恰當的態度是審度。這不是折中主義,而是對對立觀點進行整合。實際上,辯護者與批判者的激烈辯駁,催生了一種比較寬容的、平和的、但不失基本堅持的科學哲學傾向,這就是所謂“對科學從辯護、批判到審度的轉換”。[15](P2)
從歷史 發展來看,科學論也是大致經歷了一個對科學從辯護到審度的轉變。19世紀下半葉,科學技術對現代 社會的巨大影響日益彰顯,引起了哲學的強烈關注,科學哲學可以說是自然科學興起并對現代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的理論產物。因此,科學論產生之初,主要宗旨是為科學辯護,即證明自然科學的合理性,進而試圖用科學方法改造人文社會科學,或者把非科學問題劃歸為無意義命題。辯護科學的思路在邏輯實證主義那里發展到了頂峰。之后,辯護的聲音逐漸衰落,質疑科學的聲音越來越響。到了20世紀70、80年代,對科學的質疑甚至走向全盤否定科學的極端,出現“反科學論”。但是,對科學的全盤否定顯然是與常識和現實需要不一致的,很快又引起了反彈,20世紀末的“科學大戰”就是佐證。新舊世紀之交,重新捍衛科學地位的聲音在科學論領域中日益強烈,這種捍衛明顯不同于傳統的單純的辯護,而是表現為更為審慎的立場。從科學論的百年流變來看,哲學對科學最合理的態度應該是審度,既不一味辯護,也不一味否定,而是實事求是地具體分析,真正做到揚長避短、發揚光大。
看了“哲學類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