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主義哲學強調信念對行動的指導作用;有用即真理;真理的可變性及民主和社會變革的改善主義觀點。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實用主義哲學評價論文的相關文章，歡迎閱讀!
實用主義哲學與美國外交政策
[摘要]作為在美國土生土長的惟一的哲學流派，實用主義哲學強調信念對行動的指導作用;有用即真理;真理的可變性及民主和社會變革的改善主義觀點。本文簡介了實用主義的主要原則及最具影響的實用主義大師，并將以上原則落實到實用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指導的分析上。
[關鍵詞]美國外交政策;實用主義;外交哲學
[中圖分類號]B087.D83/8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1962()22-0018-02
一、實用主義大師與實用主義哲學
實用主義來源于希臘詞πραυцα，意味著行動。查爾斯·皮爾士于1878年第一次把它引入了哲學，成為實用主義的創始人。接下來，實用主義的真正奠基人威廉·詹姆斯將實用主義發揚光大。他繼承和發揚了皮爾士關于真理的學說：認為確定真理不是看最先的原則，而是看最后的結果，這就是真理的兌現價值;真理之所以正確是因為真理是有用的因而也是有益的。因此，“有用即真理”、“真理即工具”;因為真理是在經驗中形成的，而經驗是在不斷的修正變化的，因而真理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另一位實用主義大師是約翰·杜威(1859—1952)，由于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他成為實用主義大師中名氣最大的一位。杜威將自己的實用主義命名為工具主義，杜威最大的貢獻是把實用主義引入政治和社會學領域，他指出，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且，只有在民主成為生活方式的地方，民主作為政治制度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二、實用主義哲學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導
重視實踐行動的本質和美國社會的特點決定了實用主義自從誕生之日起，就成為被美國人廣泛奉行的大眾哲學，最終發展成一種民族精神，成為美國人生活方式的指導思想，深刻的影響著美國人的價值判斷。美國人在處理或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時無不表現出這一特征，實用主義傳統客觀上塑造了美國大眾和外交戰略決策者的文化價值觀。沒有一個國家“在日常生活中比美國更務實……”([美1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第3頁)同其他國家一樣，美國外交政策的終極目標是國家利益。在實用主義原則指導下對國家利益的追求在美國外交的指導思想及實踐中都可以找到豐富的表現?？偟膩碚f有以下幾點：
第一，信念指導行動，實用主義哲學是行動哲學。實用主義認為人之所以要有信念是為了平息懷疑，克服焦慮，然后行動。
第二，有用即真理。實用主義強調真理的價值性、有用性。真理必須具有實際的效果。在注重現實利益這一點上，實用主義與現實主義找到共同語言，美國將“沒有永恒的朋友、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國家利益”這一現實主義政治原則演繹發揮到極致。1933年到1945年間，美國遭受經濟危機的打擊，需要盡快恢復經濟，因此經濟利益上升為美國發展對蘇關系的主要動力。為了給美國商品拓展市場并尋找一個平衡日本的力量，富蘭克林·羅斯福給蘇聯以外交承認。后來，同樣是出于國家安全利益，美國與蘇聯結成戰時同盟。羅斯福在給駐莫斯科大使約·戴維斯的信中寫道：“不論我，還是您，都不接受共產主義，但是為了過橋，我向魔鬼伸出手來?！?/p>
第三，真理并非一成不變。人的思想起源于動物對環境的反應，因此思想不過是人應付環境的工具。實用主義認為沒有一種理論絕對是實在的副本，真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宇宙尚在處處成長，何況真理。對絕對缺少敬意的詹姆斯精神已經成為美國精神。而深受實用主義思想浸潤的美國統治集團在外交決策上是不可能跳出實用主義的思想框架的。美國外交政策有其內在的傳統一貫性，這種一貫性是基于其特有的政治文化傳統，例如宗教信念與外交思想的融合、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在外交層面的并行。但在外交政策具體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則走到了一致性的另一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外交目標的需要，美國的決策者都提出不同的對外政策，并且，在不同時期根據現實需要給某項政策以隨意性的解釋和執行。其標準就是有用或有效與否。美國不在乎自己是謙謙信君子還是出爾反爾的小人，這種解釋和執行不管有多么隨意或矛盾都不影響美國在態度上的理直氣壯。比如門羅主義，不管美國多么標榜自己崇尚自由、民主，也不妨礙它將門羅主義引申為美國“有權”可以任意干預和控制拉美的原則，不妨礙它成為拉丁美洲甚至整個世界的國際憲兵。再如，美國在對臺政策上，經常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關于不推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政策的承諾，實用主義地處理與臺灣問題有關的事宜。對此，美國國內也有著客觀的認識。例如，“我們的對外政策對現在稱作‘人權’問題的情況不僅有雙重標準，而且有三重或四重標準。事實上，隨著情勢的變化我們有許多標準——這似乎是應該的?！?[美]理查德·N·哈斯著，陳瑤瑤、榮凌譯，《“規制主義”：冷戰后的美國全球新戰略》，第68頁)但是，無論美國外交政策的內容和執行如何變化，在政策目標及指導思想上，奉行的標準都是一致的，這個標準是建立在如何才最有可能達到服務于美國利益和理想的結果的估價基礎上。
第四，從皮爾士的“可錯論”到詹姆斯和杜威的改善主義，實用主義者一直提倡世界是可以改善的，但這種改善是逐步的，因此，改善主義在政治領域的立場是堅決反對暴力的變革方法，認為這是最少浪費最少破壞的社會改革方法。實用主義者所提倡的改善主義與19世紀初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義理念相一致。保守主義的基本精神是：盡可能保持社會現狀，如果需要變革，要盡量使變革對社會帶來的震動限制在最小的限度內。
美國人習慣合法改革而對激進的、更具暴力色彩的革命持否定態度。這種觀念深刻的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思想。美國主流社會一直用這類標準來判斷已發生和正發生著的革命是正義還是邪惡，基于這種標準，威爾遜譴責法國大革命是“激進的罪惡和腐敗思想的根源”。十月革命爆發后，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蘭辛這樣評價十月革命：“我相信俄國革命的‘恐怖’在野蠻和毀滅生命與財產方面遠遠超過法國大革命的恐怖。后者至少擁有政府的外形并制造合法的偽裝，而前者哪一樣也不具備。沒有權威，沒有法律。它是一個沸騰著專制與暴力的大鍋爐。我想象不出對一個國家來說還有比降臨到俄國的更可怕的災難”。
總之，實用主義哲學作為惟一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哲學流派，在歷史發展中逐漸成為一種獨特的本土文化，是對美國歷史形成過程中的美國精神的一種高度概括和升華，并最終成為具有美國特色的實用主義價值觀，為整個美利堅民族所接受，在精神上和理論上支持著美國的工業文明。實用主義的精神可以說滲透到美國社會的各個方面，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言：實用主義是美國精神，美國領導是“官僚——實用主義型領導集團”，美國的人民是求實進取型的人民，美利堅民族注重時效、講求行動和不迷信權威的精神正是實用主義培養起來的。
意識形態就像血液一樣滲透在國家利益中，成為決策者判定國家利益的指導思想和依據。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影響著美國人尤其是外交決策者的思維方式，作為一種基本的美國外交指導思想，它的作用更持久、影響更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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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主義哲學視野中的高等教育
摘要：隨著知識的現實作用越來越突出，當代高等教育已經無法回避價值問題而回到純粹客觀研究的“象牙塔”狀態中。布魯貝克看到了這一事實，在他回應美國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機問題的時候，他一方面肯定傳統高等教育追求客觀真理的理性傳統，另一方面也強調高等教育對使得自由求知得以可能的社會具有義務。在其《高等教育哲學》一書中，他以實用主義哲學為依據，確信在民主主義社會生活模式下真理和價值結合的可能性，由此提出高等教育應以民主主義原則處理高等教育事務，并在理性與民主平衡下不斷敞開對“高深知識”及其價值后果的探求，使高等教育在能繼承其客觀性傳統的同時，亦能理性承擔社會責任。
關鍵詞：實用主義哲學;高等教育;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124()05-0108-05
約翰·S.布魯貝克是當代中外少有的系統探究高等教育哲學根基的教育家之一。與很多一般性地探討高等教育功能與使命視角不同的是，布魯貝克對高等教育觀念性根基的理解具有很強的時代意義。在他看來，高等教育發現知識、傳承知識、創造知識并進行社會服務的過程，都滲透著不同的價值訴求;而對高等教育“是什么”、“應該做什么”的理解，離不開對高等教育“為了誰”的價值追問。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想要解決的問題，是尋找一種在高等教育運轉過程中真正行之有效的觀念基礎，使得其在繼承過去西方大學“求真”傳統時，亦能合理應對其對現代價值的拷問。
一、美國高等教育合法性困境中的真理危機
合法性在英語中為“Legitimacy”，即“正當性”之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權運動興起。人權思潮不僅直接帶來社會觀念的普遍變革，而且直接影響了社會結構和法律的變化。在其影響下，美國高等教育不得不面對各種人群的權利訴求，以及法律對人權訴求進行保護所施加的壓力，不得不重新審視過去的存在方式是否合理和正當。人們開始思考高等教育“為誰服務”、 大學“應該開展普通教育還是專業教育”、“誰來監護高深學問的看守人”等問題，從而將高等教育直接拉進現實社會的價值評判體系之中。
在對高等教育合法性質疑的背景中出現了兩種聲音，一種認為高等教育應該試圖重新回到不受價值約束的求真傳統，另一種則強調高等教育必須考慮人的價值訴求。布魯貝克將這兩種聲音分別稱為認識論和政治論。認識論哲學，即epistemological philosophy，指與認識(如何知道)相關的知識和理論，意味著遵循認識的規律達成對事物的客觀認識，與“閑逸的好奇”相關;政治論哲學，即political philosophy，在西方語境中既可以表示與政黨政治有關，又可以表示與社會關系相關，或者與對公共事物的管理相關，其依賴于對個體和社會發展的價值評價。布魯貝克認為，這兩種哲學構成了過去美國高等教育合法性的基本立論起點 [1 ]。
認識論強調追求真理的客觀性，即價值無涉，政治論則強調知識的價值有涉。二者似乎難以協調。繼承高等教育的求真傳統，就應盡量保持價值無涉;而這樣一來，強調個體權利的現代人就會將客觀真理本身與求真的合理性放上審判的天平，并由此動搖高等教育存在的歷史根基。
追尋客觀性的真理一直是西方高層次學府的基本使命。在傳統背景中，真理被理解為與宇宙的終極存在相關，指向宇宙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它本身即是一種事實與意義的完美結合。它被赫拉克利特理解為宇宙運作的公共法則——“邏各斯”，需要人們去認識并遵循 [2 ];它被蘇格拉底認為是宇宙的智慧，認識它必須付出艱辛的努力 [3 ];被柏拉圖看作是一切善好的源泉，只有具有天賦且經過卓越的努力并能抵制各種誘惑的哲學王才能探究它 [4 ]。后來，追求真理成為古羅馬及中世紀學校和后來大學形成、發展的基本目標，學者們為了自由追求真理，往往具有很多特許權和豁免權，以保護求知過程不受利益干擾 [5 ]，由此而形成現代西方大學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的雛形。
但現代社會中，如果追求真理不考慮甚至無視人的價值訴求，那么真理是否還值得人們追尋?而為了追求真理傳承真理而確立的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原則是否還有存在必要?事實上，在高等教育歷史上，的確也存在堅持所謂的客觀性原則而傷害人類基本價值的現象。導致納粹主義的德國，其高等教育就一直堅持一種追求知識客觀性的認識論傳統 [6 ]。
布魯貝克分析到，在現代社會中，隨著知識的現實影響力越來越大，知識的價值取向問題就愈發受到重視，高等教育所追求的純客觀研究越來越多地卷入“為國家服務的”領域，并受到“中產階級的實業文化”的影響，而教授們“在價值自由思想的指導下，他能夠追求真理而不必考慮后果;可是，按照新的資格來看，真理現在具有了后果，而且是價值方面的后果” [6 ]。
如此一來，布魯貝克為我們呈現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在訴求價值前提下的客觀性認識何以可能?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如何訴諸價值?抑或說，高等教育的認識論和政治論的結合何以可能?
二、追尋有價值的知識：布魯貝克的實用主義高等教育哲學
1. 知識和價值在民主主義理想中合一：實用主義真理觀
在真理危機中，實用主義對真理的理解為解決困境提供了一條出路。實用主義者認為，人們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避免意義和價值的存在的。對于真理這類有終極意味的詞，實用主義者十分小心，因為現實中不存在終極真理本身。
實用主義不否認客觀絕對真理，但認為人不能以純客觀的方式把握真理，也無法判斷人所掌握的究竟是不是純粹的真理本身。假使客觀真理存在，則人們的認識是否符合這一真理，就需要一個評判標準，然而，如何評判這一標準正確與否，又需要一個評判標準，如此以至于無窮。當這一過程趨于無窮時，表明對人類認識是否符合真理的評判標準是不存在的。在這種認識論的悖論中，實用主義回避談絕對真理、終極真理，它非常警惕武斷解釋終極真理帶來的價值后果。
在實用主義觀念中，人對真理的認識離不開個體的價值介入，也不可能完全，只有在不斷敞開自身和實現社會聯合中，人們經由連續不斷的意義補充與價值平衡，才會不斷接近真理。在他們看來，人類在社會中不斷地敞開自身，不斷地追求自身完善與聯合，正是人類追求真理與實現價值的結合。 實用主義教育哲學家杜威強調，個體經驗世界連續不斷地敞開，意義世界連續不斷地建構，從而逐漸建立意義相聯的共同體，并逐漸實現共同體的不斷聯合，達成個體與社會的持續同構性發展，這種理想的社會生活方式，就是民主主義方式 [7 ]。在杜威的思想體系中，民主主義社會中個體與社會的持續同構性，可以作為人類求真的實踐性理想而取代超驗性理想，正是在民主主義社會前提下，知識性的問題和價值性的問題得到最終的統一，而個體價值訴求的合理性可以在追求社會和個體的連續性的發展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
2. 克服價值的獨斷與大學的民主責任
布魯貝克顯然是一位高等教育的實用主義者，他清醒地看到了知識在現實中的價值性。
在布魯貝克看來，在高等教育歷史上，認為大學應堅持完全客觀性原則的觀點和做法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這些做法的條件和結果都是需要再分析的。一方面大學不可能存在于價值的真空中以保持純粹客觀性，另一方面大學的純客觀研究很難不具有價值后果。
事實上，如果仔細分析高等教育史我們可以發現，高等教育歷史上大學得以盡可能保持客觀性，并不是價值無涉的結果，而是價值平衡的結果。中世紀西方大學由于追尋真理的客觀性特點，被人們稱為“象牙塔”，其根本還是源于政府和(____)教會兩極社會力量相互制衡保護了大學求真的空間，其中教會認為終極本身就是價值和真理的結合，因而愿意為大學求真提供政治保障和經費資助，在無形之中營造一個可以自由探究知識的氛圍。而大學作為一種行會組織，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同政府和教會博弈，并訴諸自身權益。即便如此，這種背景下的中世紀大學，同樣深受自由主義價值的深刻影響，而源于中世紀的專業教育、文藝復興的人文教育以及英國的自由教育，也影響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價值理想，并體現在美國殖民地時期、建國初期的自由學科和專業學科上。
更為重要的是，在工業文明后的現代社會，要想回到過去的象牙塔狀態，也不再可能?，F代社會意識和結構都已經發生變化，高等教育面臨的價值干涉更加明顯?，F代社會中，終極的意義在現代性語境中不斷被消解，達爾文和尼采撕裂了現代人信仰的帷幕，將人類赤裸裸的、充滿偶然性和斗爭性的權力意志所譜寫的歷史當作人類的真實呈現出來。現代人對權力的應用和體現更加警醒和看重。在這種背景中，布魯貝克看到，工業革命后知識的力量不斷顯現(醫療、工業等各種領域)，“給學院和大學所發現的知識以越來越現實的影響” [6 ]，各種利益力量(如民族國家力量)亦會通過各種手段不斷介入知識的探尋和利用過程。在這樣的變化過程中，高等教育本身的目的和訴求已經由趨向單一的終極價值轉而趨向世俗的多元價值。大學無涉價值的象牙塔已經被打開了。
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在布魯貝克看來，求真與價值矛盾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假問題。
所以，對布魯貝克而言，大學的基本問題并不是是否關涉價值，而是關涉何種價值。布魯貝克認為，在現代社會中，知識的價值后果越來越明顯，在知識本身的選擇運用中，高等教育如果沒有澄清、制衡與合理選擇各種價值的能力，就會引起單一價值獨斷知識，從而出現可怕的危機。布魯貝克指出，德國的大學曾經是恪守追求客觀性原則的典范，然而正是因為這一點，造成“逃避客觀現實”，“對納粹的奪權沒有絲毫妨礙”，使得“客觀性被沖昏頭腦的反理智行為利用了” [6 ]。對布魯貝克而言，高等教育并不是要重新回到價值無涉的象牙塔，也不是要追求排除客觀性的知識，高等教育既要尋求真理的客觀性，又要尋求知識的益處，達到客觀性和專業性的結合、價值和真理的結合。
布魯貝克認為，大學和教授們的處境在學術共和國和國家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一事實使得高等教育本身被賦予了不可推諉的嚴肅責任。他不太認同托斯泰恩·維布倫提倡的完全不受價值約束的客觀性研究的觀念。維布倫等學者強調學術的客觀性，其目的也是避免大學由于強大的國家力量干預而出現單一價值獨斷的局面，因為如果不能避免大學的“政治化”，就會導致學術的貶值 [6 ]。而在布魯貝克看來，在價值無法避免的情況下，保證高等教育追求真理的前提，恰恰不是回避價值，而是正視價值、客觀探討分析高等教育中的各種價值影響。布魯貝克認為，正是在民主主義價值彰顯的情況下，更為自由和客觀的研究才成為可能，因此，當人們一貫贊成“那種自由的、自我批評的教育的同時，還必須擁護使這種觀念成為可能的社會” [6 ]。高等教育應該訴諸實用主義、體現民主訴求，并以此為基礎來實現個體和社會的各種價值平衡。因此，布魯貝克“在‘澄清問題，平衡問題的正反兩個方面’走的是一條順應時勢的‘中庸之道’” [8 ]。
3. 以高深知識為基礎建構高等教育的實用主義哲學
布魯貝克認為，要實現知識和價值的平衡，達到認識論哲學和政治論哲學的“最有效的和諧”，需要“現實主義的認識論…以實用主義的認識論作補充” [6 ]，也就是將傳統的“真理”重新進行民主主義價值的考量。由此，布魯貝克嘗試用“高深知識” (“高深學問”)一詞代替“真理”一詞以回避人們在談到“真理”時容易介入的主觀臆斷，既強調過去大學“求真”的客觀性傳統，又給追求知識過程中的價值性留下空間。
高深知識，是指那些需要認真探求、專門研究才有可能尋求到的知識，它源于這個宇宙和世界深層次的運作法則的存在，是在人們現有知識基礎上的進一步探索和發展。對布魯貝克而言，“高深知識”并不是一個邏輯概念，更不是終極真理，它只是一種范圍和指稱。高深知識的存在，意味著人們對自身認識局限的承認，同時也意味著人對于宇宙和世界更深層的運作方式持敬畏和敞開態度。高深知識包括專業方面，也包括研究方面，其本身就包含價值和事實兩個維度。高等教育尋求高深知識，也就意味著，高等教育一方面探究世界的運作方式，同時另一方面也探究這種運作方式對人帶來的價值后果。因此，“高深知識”是高等教育各類問題的基本起點，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的“各種問題的共同基點”。
布魯貝克以“高深學問”代替“真理”而作為高等教育的追求目標，其實是對高等教育求真傳統的重新理解，他將“真理”還原為價值性的“學問”和“知識”，將對客觀真理是否存在的爭論，轉換成對各個專業領域的高深知識及其效用的討論，將高等教育是否選擇認識論還是政治論的問題，轉化成如何依循對客觀真理的信心進行更有價值的探求的問題。 以尋求高深知識為使命的大學，對于事實和價值的問題均具有發言權。但倘若大學要保有自己的發言權，就必須使自身不斷在對于高深知識的探求中具有敬畏和敞開性。這就意味著大學的運作本身應該盡可能避免事實和價值的獨斷，也應當遵循實用主義的原則，在民主主義模式中，使知識的客觀性與價值性不斷趨向結合。
通過重新對“高深學問”這一關鍵性的概念進行整理分析，布魯貝克找到了高等教育從合法性危機中新生的希望，他認為，高深知識本身“就是問題和答案兩方面的特殊部分” [6 ]?！案呱钪R”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在民主社會生活的持續建構中不斷敞開的，而追求“高深知識”的大學，不但是一種傳承知識和創造知識的載體，更是真理的探求者和社會的更新者。當人們審查大學的社會價值時，大學對“高深知識”的追求乃成為最大的價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魯貝克認為，大學成為一種信仰，并引用杜威的話說，其“要比任何一種對完美的宗教啟示的信念都更加具有宗教性” [6 ]。我們或許可以說，大學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種無價值的價值，或是一種無信仰的信仰。只要保持廣泛的開放性和敞開性，保持對真理的自由理性的探討，大學就能夠在最大的意義上，為社會提供其在各個專門領域所需的知識和學問。
因此，當布魯貝克訴諸于實用主義的思想時，其實正是帶著一種對大學追求真理的理性傳統的信心。布魯貝克引用哈佛大學一位前校長的話說：“大學的存在時間超過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傳統、法律的變革和科學思想，因為它滿足了人們的永恒需要?！?[6 ]
三、高深知識在理性和民主中發展：高等教育的實踐智慧
布魯貝克認為，高等教育可以從對高深知識的不斷追求中發展出自身的實踐智慧。保持對高深知識的敬畏和敞開，并在理性和民主的張力中不斷發展高深知識，就能讓大學更具生命力，因為“當真正反映事物本質的知識按人類的需要組合起來并滿足人們的希望時，智慧就會從知識背后呈現出來” [6 ]。在《高等教育哲學》一書中，布魯貝克以此為依據著手討論了高等教育辦學中遇到的很多現實問題。
關于學術自治，布魯貝克認為，自治權和學生、社會、政府等的價值訴求之間是相互需要、相互制衡的辯證關系。如果沒有學術自治，對高深知識的把握會失去根基，而如果忽略多元的價值需要，則會使得高等教育自身出現很多弊端。因此，重要的不是排斥彼此，而是采取合適的方式，使兩者形成一種張力，以達到某種“不穩定的平衡”。布魯貝克提到4種主要方法：一是發展私立大學以追求自治的最大限度;二是在大學的組織和管理中，采用外行董事會與學者團體之間結合的評議會和理事會形式的代議制民主，以同時保障利益均衡和學術使命;三是發展學者團體的力量以保障學術自治權力以及學者們的其他權力;四是施行選課制度保障學生利益。
關于學術自由，布魯貝克認為核心問題是學術自由與社會責任的界限。學術自由使得大學在追求高深知識過程中可以盡可能保持開放性，“不是使自由基于真理的概念上，而是把它看做追求真理的條件” [6 ]。然而，學術自由必須承擔其社會后果。為了避免違背人類價值的學術成果將社會引向災難，重要的方法就是不斷完善高等教育內部的理性和民主機制，使得學術成果在產生社會影響之前已經過學術界對其事實和價值的充分探討。因此，對學術自由的限制就是開放性地對待高深知識本身，而對其進行約束的力量來自良好的學術團體。
在探討高等教育如何保障大多數人的教育權利，即維護民主社會的基本要求時，布魯貝克指出，依照“機會均等”的原則，按照是否適合學習并探究高深知識的原則施行教育選拔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保證在追求高深知識過程中自然體現個體差異，另一方面又可兼顧社會的民主公正原則。作者同時指出高等教育的多樣化對于滿足不同層次的就學者也是必要的。
此外，布魯貝克還對普通教育和專業教育、教學、課程、學生動機、評分制度等具體問題如何體現理性和民主的基本原則，并以此發展高深知識做出探討。他的探討，無不涉及如何在現實中使追求高深知識的客觀性和價值性得以協調，使認識論和政治論的哲學達成統一。布魯貝克對很多問題并沒有武斷地下結論，因為高等教育實踐領域的各個問題亦是高深的學問，需要艱苦地探究。
布魯貝克在對高等教育實踐論述中堅持了幾項重要原則：一是理性，二是說服，三是對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盡可能保護。理性的原則意味著對追求真理和高深知識的堅持;說服的原則是在理性原則基礎上，用講道理的方式尋求不同利益取向的一致和妥協，同時又通過多元價值共生的局面營造自由探求高深知識的環境。二者構成大學精神的核心。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的原則是對這兩條原則的保護。事實上，具有開放性機制并能夠不斷糾正自身的學術自由與自治，本身就是高等教育中的民主主義生活方式，體現著理性和民主的基本原則。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高深知識，就是高等教育最大的智慧，也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社會責任。
四、布魯貝克帶來的啟示
布魯貝克以實用主義為根基的高等教育哲學思想，為美國也為世界高等教育確立了最根本的原則，即理性、說服、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社會責任。這幾條原則與卡內基基金會分析的世界高等教育 “不成文法”的四條主要原則——心智的培養，以事實和邏輯證據為基礎的客觀性，說理的法則而不是權力的法則，廣闊的個人自由幅度 [6 ]——存在異曲同工之處。這些原則的核心就是在理性和民主中發展高深知識，并以此為基礎體現高等教育的社會價值。在我國高等教育廣受詬病的今天，布魯貝克關于高等教育的這些原則仍然是我國當代高等教育學者的基本追求，而“以人為本，尊重知識，崇尚真理，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教授治學”等理念仍然是我國高等教育文化發展的核心 [9 ]。
布魯貝克實用主義高等教育思想中有兩點啟示特別有意義。第一，高等教育應該更深入地、更具開放性地探求真理和高深知識，以此作為最大的社會責任。理性主義和客觀性，仍然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基，高等教育正是通過不斷追尋有價值的知識，來完成自身使命，推動社會進步，而尋求有價值的知識的前提是依循客觀性的法則，存敬畏之心不斷敞開自身。高等教育倘若失去不斷追尋真理并尋求其價值益處的品格，就會喪失合法性的基礎，也會失去承擔社會責任的基點。第二，高等教育應該努力實現學生、社會和政府等多元價值訴求的協調共生?！霸谏咸熘?，人是一切的出發點” [10 ]，而以民主的方式，實現不同人群價值訴求的協調是一種偉大的智慧，建立這樣一種協調機制，高等教育在追求高深知識過程中就能更好地體現以人為中心、“面向人的發展” [11 ]的基本原則。
看了“實用主義哲學評價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