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談當代中國的哲學發展，首當其沖的當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我們的指導思想;不僅如此，在我國，這個哲學還直接制約著哲學中其他領域的理論發展狀況。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我們談當代中國的哲學發展，首當其沖的當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我們的指導思想;不僅如此，在我國，這個哲學還直接制約著哲學中其他領域的理論發展狀況。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命運與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是緊密連在一起的。這50年中，有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值得我們特別去重視，這就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的許多國家，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紛紛消失了，而我們的社會主義非但沒有消失，反而欣欣向榮、日益健康地發展著。這個經驗教訓很值得我們總結。它應當不僅是我們評估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今世界的發展，也應當成為我們重新認識這個哲學的理論實質、調整我們對待它的理論態度的基本歷史依據。
出現如此不同結局的原因很多。從歷史的過程來說，大家都很清楚，這是由于我們經過“真理標準”討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及時扭轉了對“社會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從我國的現實情況出發，抓住“中國特色”這個根本點，走上了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道路，這才會有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
我國“社會主義”在今天的發展現實，應當看作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堅持和發展的最好也最為有力的表征。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必須承認，“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我國不僅得到了重大發展、而且已為我們進一步發揚和光大。這些，就集中體現在“鄧小平理論”之中。
我們進一步思考，對比兩種不同的歷史結局，回顧我國前30年和后20年的變化，從理論思想方面我們應當得出什么樣的認識呢?
稍加思考就會發現，鄧小平同志依據我國情況提出的那些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最富創造性的思想，其中很多我們都很難從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寧的書本中找到直接的字面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什么時候說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在哪本書里講過“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以及“一國”還可以實行“兩制”的話?但實踐的發展證明，這些思想、而且惟有這些思想所體現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才是完全合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和方法的。從這里應當得出什么結論?
我們可以說，這屬于小平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創造性地理解、發揮和運用的結果。這當然是對的。如果我們深入一步思考就會認識到，這種“創造性地理解、發揮和運用”的本身，正是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同于以往一切其他理論本性的要求，這就是理論與實踐相統一，或者叫做區別于“思辨哲學”的“實踐哲學”的本性。
更深入一步，我們甚至應該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實質上是有著兩種理論形態的，一種是付諸文字、寫在書本里的屬于有形的“顯型理論”;一種是未寫出來、體現在字里行間的屬于無形的“隱性理論”。說出來、寫出來的東西，一旦納入“時空”框架，有了特定的實踐針對性，就不能不受到歷史和認識條件的局限、具有了相對的性質，包括那些“普遍原理”從認識論說亦不例外。至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那些超越時空局限、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內容，包括它所運用的哲學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原則和思想精神意境，即我們過去常說的屬于它的思想精華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些往往并不在直接的字面上，而是隱含在它的字里行間，需要我們去解讀和領會的。這就是我所說的“隱性理論”。
這兩個部分作為相對性與絕對性的內容是結合為一體的，所以我們學習馬克思的哲學不能不讀書，但更重要的是能夠從它與當時實踐的特定聯系中去領會它所蘊涵的普遍性內涵，也就是要從它的文字去體味它的精神實質、解讀它的隱性思想。只有這樣才能把有局限性的理論變成富有生命活力的普遍方法，從而在我們今日的時空條件中去“創造性地理解、發揮和運用”;否則，局限于馬克思說出的話語，照搬他寫在書本中的文字，那就會適得其反，走向它的反面。這點表明，“馬克思主義”這種哲學的理解和運用對人的素質是有著很高的要求的。
如何發揮馬克思哲學的指導作用，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許多年中都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鄧小平理論”解決了這個問題，才使“社會主義”有了生路，才會有我國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現實。應該說，這件事情本身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大貢獻，我們必須十分珍惜這一寶貴成果。
我提出重視“隱性思想”，決沒有輕視“顯型理論”的意思。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本仍然是我們研究和學習它的理論依據，說話寫文章引證經典語句也是必要的。我只是說，在這樣做時我們必須弄清本文的語境條件、把握它的確定含義，以免誤把有條件的話語當作無條件的原理公式去套用，甚至誤把不屬于馬克思的觀點當作馬克思的創造去對待。這樣的事例在前蘇聯引進的《哲學教科書》中決不是個別的。在我看來，它對《反杜林論》一書的引用就犯有這個毛病。由于教科書哲學的很多觀點都是引自這本書，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誤解也大多來源于此，所以今天在這里很有必要去澄清一些問題和情況。
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作為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和革命家，不同于以往的思辨哲學家。他在形成了他的新世界觀之后，便立即作為方法把它運用于分析和解決經濟、政治、社會和科學的各種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中去，馬克思沒有像職業哲學家那樣忙于為自己的哲學制定完備體系，生前不僅未來得及充分展開論述他在哲學理論上的貢獻(雖然他有過這個愿望)，為了寫作《資本論》連后來的“哲學論戰”任務都是委托恩格斯去完成的。這是大家都了解的。
《反杜林論》是一部與杜林的論戰性著作，這部書就是受馬克思的囑托由恩格斯執筆寫成的。杜林是怎樣一個“對象”呢?此人是學經濟學出身，哲學上只有一知半解，甚至連什么是唯物論和唯心論都還分辨不清楚，常把黑格爾的思想當作唯物論來宣揚，恩格斯稱他為“小學生”的哲學水平。這樣的一個人，為了與馬克思相對抗，竟然也要創造新哲學，并且搞了一個涉及天上地下各種事物的包羅萬象的體系。當時馬克思決心揭露、批判杜林主要不是出于“哲學”的原因——在理論上杜林根本就夠不上“對手”，而是因為杜林身邊集合了一幫分裂分子威脅到了德國黨的統一，馬克思出于政治的考慮才委托恩格斯去批判杜林的。
對于一個小學生哲學水平的人，怎樣去同他論戰?很明顯，這里需要的只是揭露杜林哲學上的無知，劃清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原則界限，而不是論述馬克思對哲學的創造。因此這部書的“哲學篇”，恩格斯在批判中作為依據所運用和引用的只是屬于“一般唯物論”的觀點，包括18世紀法國唯物論者的觀點，以此來揭穿杜林混淆唯物論唯心論界限的無知已經足夠了，正像中國俗話所說，“殺雞焉用牛刀”，對杜林根本無須動用馬克思在哲學上的創造性觀點，因為它們根本就不在同一個檔次上。這就是這本書的哲學情況。后來的前蘇聯學者沒有去分辨這種不同，竟把書中的論述一概當成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觀點”引進哲學教科書，這就使人們誤把“雞刀”認作為“牛刀”，貽誤了多年。而由于教科書哲學具有“準經典”的神圣性，后來再想改正也就很難。
在我看來，哲學教科書對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的引用，也存在著與此相類似的情況。這就是為什么人們學習哲學教科書總有一種“隔世”之感，經常受到“舊思維方式”的困擾，從它很難說明生活現實問題的原因。
我想，了解了這些情況，對我們今天在哲學理論上面對的“問題”就會更清楚了。
對我們來說，問題還有另外的一個方面。顯型內容與隱性內容畢竟是有區別的。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有形理論的發展，我們應該如何去評價呢?
隱性思想必須轉化為有形的理論才便于人們去學習和掌握，這猶如生命必須通過軀體存在一樣;而理論形態的哲學只有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不斷豐富自己的內容、改變自己的形態，它才能與具有普遍意義的隱性世界觀方法論保持一致、體現出哲學的活的生命。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固有的本性。談到這個方面的發展，我覺得我們就不宜于估計過高了。
“不宜于估計過高”的意思不是說它沒有發展。這些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的20年中，我國哲學界提出并探討了大量與時代相關的課題，如實踐問題，主客體問題、認識論問題、價值觀問題、社會發展理論問題……等等，在所有這些問題上，無論就理論內容或理論形式說，比起20年前都有了很大的變化、豐富和提高。這是無疑問的。
我說的“不宜于估計過高”是指，如果把理論上的這種變化與我們實踐的發展作比較，它就顯得很不相稱了。而這還不是問題所在，理論落后于實踐的狀況是經常有的。主要的問題是在于，雖然表面上有很多我們做到了，然而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觀念”，認真來說還并未從以往局限書本文字，以及由此曾被人們扭曲了的理論形態(比如前“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哲學”)和理論思想(比如從先驗普遍原理出發的抽象化、絕對化的思維模式)的束縛中徹底解脫出來。這才是值得重視的重要問題。經過真理標準討論我們突破了“兩個凡是”教條的局限，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解放了實踐的手腳;另一方面，那種經過扭曲已被教條化的理論形態，包括它的基本的理論框架、概念體系、解釋原則和價值觀念，卻仍然在思想上和現實中保留著傳統的主流地位。這樣便形成了今日哲學上的“顯型理論”與“隱性思想”相互脫節、甚至彼此沖突的“雙軌”局面。這個矛盾表明，我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觀念”的理解還未達到充分自覺的程度。
回顧歷史，過去人們所以會局限于個別詞句，把馬克思有條件說的話絕對化為無條件的普遍公式去套用，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弄清顯型與隱性的相對絕對關系，因而只能直接從書本的字句中去尋求現成的絕對性和普遍性原則。人們希望有一種能夠把捉到的、可信賴的客觀依據，這離開了“書本文字”我們還有什么依據或標尺去判定它是或者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如果說有一種按照不同條件可以隨機運用的隱性理論，那樣豈不變得無所遵循，為主觀主義、唯意志論大開了方便之門?那時人們把這稱為“修正主義”或機會主義，在人們觀念中修正主義要比教條主義可怕得多。人們的這一顧慮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歷史上確實出現過背叛馬克思觀點的修正主義理論。為了避免可怕的修正主義，很多人便寧肯放棄思想的創造性，甘愿回到書本、話語去犯“左”的錯誤。以往的歷史就是在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左、右”兩極的不斷搖擺中走過來的。
看來這是一個很難解脫的“二難推理”。有沒有解法和出路?有，而且說出來也并無深奧。問題如果主要是關乎判定和檢驗是與非的標準，那么，這個問題正好就在馬克思所變革的哲學實質之中，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實踐理論”。
馬克思從來沒有、而且一貫反對用書本去束縛人們的思想。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驗證認識是真理還是謬誤(包括驗證是否馬克思主義)，主觀的“書本”不是標準，僅僅客觀的“事實”也不能成為標準，惟有既體現主觀的創造性而又具有客觀可驗證性的“實踐”才是根本的標準。從一定的意義可以說，馬克思提出“實踐”檢驗真理的觀點，正是為了給人們提供一種既能使人充分發揮思想的創造性、克服以往以“教條主義”為本性的那種抽象理性哲學，同時又不致使人放任主觀想象、陷入唯意志論泥潭的可靠依據。
以往找不到解法，是因為那時人們在思想上未能從本性上把馬克思的哲學同舊哲學區別開來，他們沿襲哲學傳統從“兩個理論來源”看重唯物論和辯證法，而對“實踐”理論的重大變革意義卻不理解，在他們眼中那不過屬于“認識論”的一個具體觀點，并未看作體現著馬克思世界觀變革本質的重大理論。
回想20年前，為什么我國開展的“真理標準討論”能夠起到那樣大的歷史作用，原因也是在這里。這場討論解放的不只是我們的“實踐活動”，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書本哲學的那種傳統的理論觀念和態度，由此才解放了我們的理論思維、找到了隱性哲學的客觀依據，使我們有可能以“創造性”的態度去“理解、發揮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
前人沒有弄清問題的實質，我們經過真理標準討論，有了“鄧小平理論”指導，再加上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應該完全清醒了。不能再讓那套已被他們絕對化的理論模式和思想觀念繼續束縛我們的頭腦，成為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發揮思維創造性、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上闊步前進的理論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