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哲學較之一般哲學理論具體而集中地著力解決治國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關于學哲學的心得體會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摘 要：治國哲學較之一般哲學理論具體而集中地著力解決治國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治國哲學的基礎上直接形成治國綱領和指導性原則，通過制度設計，保證政策、策略的實施和落實。《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蘊涵了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原理構建的治國哲學，展現了毛澤東社會主義的治國理念，也寄托和承載著他治好國、理好政的信念和愿望，但是在實踐中卻滑向了哲學治國，造成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連串政策策略的失誤。
關鍵詞：毛澤東;治國哲學;理論;實踐
哲學是實踐的最高概括和總結，為具體領域提供理論指導。治國離不開治國哲學的指導以及對國情世情的準確判斷和把握。治國哲學具體而集中地解決治國理論和實踐問題，在其基礎上形成治國綱領和指導性原則。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蘊涵了依據唯物辯證原理構建的治國哲學。
一、毛澤東基于矛盾理論構筑了治國哲學，其社會主義治國理念也由此展開 社會轉型期是社會矛盾的多發和易發期，社會利益格局劇烈變化，問題異常突出，能否駕馭它是對政黨執政能力的考驗。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致力于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并期望動員社會力量將其轉化成現實秩序。然而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會發展的矛盾運動呈現出極其復雜的內容和特點，國際、國內錯綜復雜的矛盾交織成縱橫交錯的矛盾網絡。從理論上正確認識，實踐中妥善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復雜矛盾，尤其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性和緊迫性。不僅成為政治生活的主題，也成為治國的主題，更是治國哲學的新命題。
毛澤東始終堅持認為：“革命如不提高理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1](p.133)“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2](p.109)
1957年2月，毛澤東在認真分析中國具體情況，尤其是在1956年后探索和試驗的基礎上，根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提出新問題、新經驗，撰寫并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處》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創造性地提出并精辟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每個原理、概念的闡發都頗有針對性，展現了特有的實踐理性風格。文章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在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于被動地位”[3](p.767)。《正處》勾勒出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治理理論，豐富了他的治國哲學。
第一，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上，高度強調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同時，傳遞出“人治”的理念。1957年1月，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就提出，“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4](p.348)。毛澤東在探討社會活動中人的行為問題時常使用兩個詞，即“解決”和“處理”。使用“解決”時常含被動語態;使用“處理”時更多強調主動因素。由此可見，《正處》的主題是引導人民群眾、國家工作人員學會在實踐中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矛盾的本領，從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其出發點是積極的，但忽略了制度設計的剛性保障，用當下的“法治”理念解讀，較多顯露出“人治”的色彩。
第二，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提出“向自然界開戰”[3](p.770)，把人與人關系的規律套用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過度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正處》堅持用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從國情出發探索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也將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3](p.797)。通過向自然界開戰的形式，“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3](p.770)。殊不知，與天斗與地斗屬于自然斗爭，與人斗屬于社會斗爭。忽視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等矛盾之間的差異，以至于多了幾分敢想敢干，少了幾分對客觀規律或者說對自然必要的正確認識與敬畏。《正處》希望通過增產節約來精簡機關和下放干部，同步實現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雙重重大意義，從而一攬子解決經濟、政治問題，在改變窮國落后面貌的同時克服主要存在于干部中的鋪張浪費、脫離群眾、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等危險傾向。模糊了社會斗爭和生產斗爭在形式、手段上的區別。
第三，在處理國與國或黨際關系上，倡導尊重差異，卻無意間弱化了開放意識。從實際出發造就了毛澤東的自主性思維，這表現在他的治國哲學中自始至終貫穿著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一主線。盡管《正處》未出現“獨立自主”幾個字，但通篇洋溢著獨立自主精神。從哲學意義上說，獨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運動的源泉在自身，發展的動力在于自身的矛盾，推動事物發展必須依靠和發揮內力作用，在革命和建設中發揮獨創精神。在獨立自主與依靠外援這兩個矛盾方面，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事物的主體、主流和本質。不僅在中國的建設實踐中篤信并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推己及人，指出，“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的情況各不相同，因此，我們并不認為他們必須或者應當采取中國的做法”[3](p.789)。提倡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是值得肯定的，遺憾的是，“獨立自主”仿佛影響了毛澤東的“開放”視域及其現實選擇，在提到“向一切國家好的經驗學習”時，強調突出“主要的還是要學蘇聯”[3](p.798)。忽視“開放”的自主選擇性致使在實踐中向外國學習的思想難以貫徹，尤其是當蘇聯經驗暴露出問題時，只能必然地關閉“開放”之門。
二、毛澤東治國哲學中的個性思維特征 哲學系理性思維成果，但并非純理性的結果，因為一切哲學思想都無法撇清哲學家的個人因素，哲學家的個人經歷、性格、氣質、品質都會影響他對哲學的理解。在當時的領導體制下，毛澤東的價值取向會順理成章地成為權威價值，哲學觀點也超越了個人學術思維范疇，從而不同程度地影響乃至左右黨的集體思維方式。
第一，毛澤東的治國哲學蘊含了強烈的斗爭思維。毛澤東經常使用“矛盾”這個詞，在他的辯證法中，斗爭性是永久的。他堅持認為自然和政治現象，都要服從斗爭或矛盾引起事物變化這一共同的發展規律。他指出，過分強調對立面的統一，而不強調潛在的矛盾，會導致人們只滿足于現狀。正確的做法是要不斷強調一分為二，突出斗爭的持續性，統一與平衡的暫時性。他的早期哲學著作尤為強調斗爭的絕對性。并主張用一種思想方式來反映世界上斗爭的存在。因此，辯證法裹挾其思維方式滲透在他涉足研究的每一個問題之中，矛盾、斗爭、辯證法構成了他的中心理論。我們知道一種思維常常是與一種體制相適應的，執政時期與革命時期，因為角色變了，制度也不同了，思維也應當由革命時期“斗”“破”思維轉向“立”“和”思維，斗爭哲學轉向和諧哲學，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基本理念。由于忽視斗爭性的時代前提，為此后處置矛盾失當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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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旨在通過聯系的方法來闡述問題，使人了解我們的經驗世界，并為創造更偉大的創造而作各種嘗試。一種哲學思想的變化，往往能決定人們思維方式的改變，甚至帶來某種巨大的社會變革。
一、哲學史概說
科學和哲學可以說都起源于宗教，或者毋寧說，起初科學、哲學、和宗教是一回事，神話是了解世界最原始的嘗試。因此，在西方世界有一句名言“神學大于科學”，就是這個道理。人最初根據自己淺薄的經驗來解釋那大部分以某種理由(主要是實用的理由)而引起注意的現象，人賦之以生命，把設想現象看作是活著的靈魂，因此有了“神話”之說，神話將其人們無法合理解釋的自然及社會現象物化，因此有了人們心目中的“神”。在許多民族中間，這種模糊不清的物化論，慢慢地影響著個人的創造或他們的邏輯思維，進而變成了他們所擁有的智慧，當然，其中想像和意志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哲學史要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學，只有少數幾個民族的思辨不可以稱之為歷史。
目前我們所提到的哲學史，通常意義上都是指西方哲學史，而西方哲學往往從古希臘人開始，現代哲學文明都是建立古希臘人的文化之上的。我們通常把哲學史的發展歷程劃分為古代哲學、中世紀哲學、近代哲學和當代哲學。哲學史有其繼承、演變、發揮和推翻的過程，要研究整個哲學史，不是在一篇文章甚至一部著作中就能完成的，因為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的思想傾向和意識形態。哲學史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很難做到不偏不倚，并且盡如人意。因此，筆者再次無意探討這一浩繁的歷史畫卷，僅就當代哲學發展歷程做一粗淺的探討。
研究當代西方哲學的發展歷程意義重大。很多有識之士都對目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干興趣，都力求為人類如何在文明世界中找到自我而絞盡腦汁，然而，答案向來不統一。顧名思義，人們要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之根本生存原理，就必須弄清過去和當代的理論、宗教、政治、法律和經濟思想之間的關系。而當代西方哲學地位的變化，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門。了解當代西方哲學地位變化，有助于我們形成自己獨特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有助于了解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以在歷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后現代主義對西方哲學演進的影響
如果給當代西方哲學一個時間界限，筆者認為應該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那個時候，西方哲學在主題、對象、方法、內容及表達形式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系列的變化使得西方哲學在其發展方向、行動趨勢以及歷史地位上完成了徹底轉折，其影響極其深遠，甚至當下的很多哲學思潮的出現，都與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那次變革相關。哲學領域的這次舊時代的終結和新時代的開啟主要與后現代主義的出現相關，后現代主義這場席卷當代社會各個領域的具有反叛性、革命性、時尚性和另類的思想運動。它首先顛覆了傳統哲學的霸主地位，褪去了哲學頭上的光環，洗盡了哲學曾有的魅力和神秘，使被稱之為科學之科學的西方哲學風華不再，流浪人間。同時，后現代主義使哲學領域綻放出了一道五光十色的異彩，呈現出了哲學多元化的場景，這種多元化進而成為了未來哲學發展的潮流。
在此期間，哲學開始向美學轉向，日益被反應為日常的生活化、大眾化和世俗化。同時，那些曾經給哲學當小兄弟的文學、史學、自然人類學開始和哲學套近乎，哲學終于成為了“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推進者。哲學精英和大眾的分野日益消失，在“作者死亡”的口號下，人人稱孤道寡，處處浸染滄桑。盡管卷入這場波瀾起伏、離經叛道運動的大多數思想流派或思想家有著迥然不同的、甚至互相對立的理論和思想觀念，但他們都無可否認地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后現代主義懷疑一切，以往的權威、常識和真理都被后現代主義作為了他們革命的對象。第二、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本來被應用在自然科學領域，這時也被搬入了哲學的殿堂，后現代主義站相對主義立場上，對多元文化進行相對認知，夸大人的作用，把人的價值標準作為萬物衡量的尺度。第三、后現代主義的語言學轉向，以及對語言的解構主義分析。第四、后現代主義提倡的浪漫主義風格，對從前的啟蒙主義形成了極大的挑戰。第五、后現代主義的東方主義情結，以往的西方哲學關注的都是西方世界，以西方文化為研究背景，以西方世界作為研究對象，后現代主義的最可取之處在于，它把眼光從西方轉移到了東方，不再單一的看世界，而是全方位的看。第六、后現代主義提出的審美主
義。審美是一個寬泛的概念，美學理念影響著 文學創作，也影響著 哲學的 發展。第七、后現代主義反理性、反本質、反形而上學，主張結合實際解決問題，這顯然與從前的思辨邏輯不符。第八、后現代主義對人類中心論的批判。第九、后現代主義提出的對哲學終結論的批判。第十、后現代主義將哲學范式進行了徹底顛覆，對個體理性與主體中心進行了解構，認知方法從認識論走向了解釋學。以上是筆者對后現代主義十大特征的 總結。
顯然，后現代主義旨在于哲學和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中標新立異，反傳統，反權威是它的中心思想，懷疑一起是它的斗爭方法和手段。它鼓吹否定性、非中心化、片斷化、差異和重復，批判和顛覆理性、統一和真理。它所關切的現實都是破碎的、變化的，非理性的，非傳統的，非連續的。后現代主義認為，哲學和科學都已經喪失了其本來魅力，它的終極目的是要鏟平哲學和文學間的界限。后現代主義對于西方傳統哲學的批判，是整個西方哲學發展史上哲學批判和論戰中最全面、最根本性的一場批判。在這場批判中，哲學的王冠被摘下，有如當年高高在上的楊貴妃在面臨馬嵬兵變時，表現出的“花鈿委地無人收”，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開始崛起，大家都想通過這場對西方哲學的徹底批判來完成自我學科的救贖和新生。
三、西方哲學地位的走向——從認識論到解釋學
前文我們提到了后現代主義對西方哲學的徹底批判和顛覆，實際上，西方哲學地位的最終轉化，就是“認識論”的轉向，是認知方法的改變，也是人類認知思維的改變，也就是要從中世紀哲學，也就是傳統哲學的本體論問題，轉向近代的認識論問題。而后現代哲學又從認識論轉向了解釋學。從認知的范式來看，筆者認為后現代主義所帶來的這種西方哲學地位的變化，實際上就是要改變人的一種思維邏輯，即人文思維邏輯。這種邏輯的特征我們前文已經提到過，這就是試圖改變傳統的思維確立，反對本質主義對普遍性的約束力，重視對象的差異性，尊重對象的多元化，重視人的個體思維，重視人的全面發展。這種人文思維邏輯的意義還不僅于此，它的根源在于轉換你的認識范式，即從主客體對立，實現主客體的統一，以實證科學為楷模，重視邏輯批判性，重視 語言的作用。與之相伴隨的，人們認識世界的方法逐步由客觀轉向合理，由普遍轉向合法。
結 語
西方哲學地位的變化標志著人類思維新范式的一種確立，使得不同認識主體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由對立轉向對話，由斗爭轉向合作，從而改變了整個世界。
看了“學哲學的心得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