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認科學哲學史本身就是對傳統科學哲學特別是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觀的超越。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論文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科學哲學簡史:從古希臘到維也納學派
【內容提要】承認科學哲學史本身就是對傳統科學哲學特別是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觀的超越。如果我們不僅相信維也納學派屬于科學哲學，而是古希臘諸賢也有科學哲學思想，那么這種思考將對何謂科學哲學以及如何推進科學哲學給予重新理解。古希臘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哲學思想是西方科學、哲學和科學哲學的來源; 中世紀往往被稱之為文明的黑暗時期，但中世紀的宗教信念在本質上是對古希臘以來某些重要科學成就如共相論、四因說、天體學說的絕對化過程; 理性時代不僅是科學革命時代，也是科學改變哲學的革命時代，培根等人的經驗主義和笛卡爾等人的懷疑論歸為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其思想實質是一種機械論的世界圖景; 分析時代的邏輯經驗主義不過是當時數理科學的哲學反思而已。
【關 鍵 詞】科學哲學; 科學史; 哲學史
【作者簡介】安維復，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科學哲學有沒有歷史，要不要從歷史的角度理解科學哲學? 當代科學哲學特別是邏輯經驗主義曾提出 “拒斥形而上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幾乎把邏輯經驗主義以前的所有哲學都拒在科學哲學之外。其實并非所有的科學哲學家都淡忘了哲學史，波普爾、勞丹和巴斯卡就曾經做過不少這方面的工作。波普爾曾經寫作了 《巴門尼德的世界》 (The world of Parmenides: essays on the Presocratic enlightenment，1998) ; 勞丹在 《科學與假說》 中總結了笛卡爾、洛克、惠威爾和馬赫等人的方法論進路; 科學實在論者巴斯卡 (Roy Bhaskar) 梳理了從古希臘到德國古典哲學的辯證法 (Dialectic: the pulse of freedom，1993) 。
當然，從歷史的角度理解科學哲學的當推 John Losee 和 David Oldroyd。John Losee 的 《科學哲學的歷史導論》已經廣為人知，但他的 《科學進步導論》 (Theorie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 introduction，)，人們可能知之不多。David Oldroyd 的 《知識的拱門——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的歷史》已經被譯成中文。近來，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結合已經屢見不鮮，不斷有新著問世，如度姆斯基 (Mary Domski) 等人編著的 《關于方法的新對話: 重新激活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整合》(Discourse on a new method: reinvigorating the marriag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
一、古希臘羅馬時期科學哲學思想的理路和文獻
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學與哲學是西方科學和西方哲學的發源地，也是當代科學哲學的發源地。探討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學哲學思想對于我們理解當代的科學哲學以及推進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古希臘羅馬的科學著述和研究古希臘羅馬的科學著述已經為數不少，而古希臘羅馬的哲學著述和研究古希臘羅馬哲學的著述則可能更多。但專門論述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學哲學思想或科學與哲學關系問題的著述尋找起來則需費些周折。
從整體上理解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學哲學思想或科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問題，大致有如下一些著述: T. E. Rihll 的 《古希臘的科學》從學科的角度介紹了古希臘科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特別強調了古代科學與迷信 (superstition) 聯系在一起的事實; 《希臘科學中的經典著作》 (A source book in Greek science) 也是重點從數學、物理學、生物學、醫學和天文學等學科的角度闡述了古希臘的科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問題; G. E. R. Lloyd 編輯的 《希臘科學中的方法和問題》(Methods and problems in Greek science，1991) ，包括了李約瑟博士在內的名家對古希臘科學與哲學之間關系問題的思考，其中 《早期希臘哲學和醫學中的實驗》(experiment in 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medicine) 以及波普與 S. G. Kirk 的 《關于古希臘哲學的爭論》 (Popper versus Kirk: a controvers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Greek science) 等文獻具有重要意義; Marshall Clagett 的 《古典時代的希臘科學》(Greek science in antiquity，1971，c1955) 探討了古希臘科學的起源與方法、古希臘科學與早期自然哲學以及古希臘羅馬科學對中世紀的影響等問題; Lloyd 的 《魔力、理性和經驗:希臘科學的起源和發展研究》(Magic，reason and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Greek science，1979) 較為詳盡地討論了古希臘科學產生的歷史背景，包括當時的宗教信念、自然哲學、修辭學研究和經驗研究傳統等。
羅馬時期的科學雖然不像古希臘那樣充滿創造精神，但也并非洪荒一片，學者多有研究，其中包括 Roger French 和 Frank Greenaway 等編輯的 《早期羅馬帝國的科學》(Science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1986) ; Pamela H. Smith 的 《煉丹術: 神圣羅馬帝國的科學與文化》 (The business of alchemy: science and culture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1994) 以及 William Harris Stahl 的 《羅馬的科學: 起源、發展及其對中世紀晚期的影響》 (Roman science: origins，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to the later Middle Ages，1962) 等等。
亞里士多德既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科學和哲學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科學哲學思想的集大成者。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亞里士多德總結了當時的科學思想，劃分了科學的各個學科，明確了科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研究有關方面的主要著述有: Glanville Downey 的 《亞里士多德與希臘科學》 (Aristotle and Greek science，1964) ; Ann Ward 的 《物質與形式: 從自然科學到政治哲學》 (Matter and form: from natural science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等等。
第二，亞里士多德構建了第一個科學哲學體系，這方面的著述主要有: Benjamin Farrington的 《亞里士多德作為科學哲學的奠基者》 (Aristotle founder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1965) ; Andrea Falcon 的 《亞里士多德和自然哲學: 沒有統一標準的統一》 (Aristotle and the science of nature: unity without uniformity，) ; Patrick H. Byrne 的 《亞里士多德思想中的分析與科學》 (Analysis and science in Aristotle) 以及 Mohan Matthen 等人編輯的 《亞里士多德的當代解讀: 關于亞里士多德的科學觀》(Aristotle today: essays on Aristotle’s ideal of science，1987) 。
第三，亞里士多德的科學哲學思想對后世產生了相當的影響，這方面的主要著述有: Lloyd的 《亞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臘科學》 (Greek science after Aristotle，1973) ; Alexander Jones 的 《審讀托勒密: 古代至十九世紀對他的著述的采用和批評》(Ptolemy in perspective: use and criticism of his work from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Liba Chaia Taub 的 《托勒密的宇宙觀: 托勒密天文學的自然哲學和倫理學基礎》(Ptolemy’s universe: the natural 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foundations of Ptolemy’s astronomy，1993) ①; H. J. Blumenthal 的 《中古時代的亞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圖主義: 對 〈動物論〉的解釋》(Aristotle and Neoplatonism in late antiquity: interpretations of De anima，1996) ; Dmitri Nikulin 的 《物質、意向和幾何學: 普拉提尼、普羅科拉斯和笛卡爾的本體論、自然哲學和數學》(Matter，imagination and geometry: ontology，natural philosophy and mathematics in Plotinus，Proclus and Descartes，) 。
盡管亞里士多德試圖在科學與哲學之間進行劃分，但古希臘的科學哲學思想仍處于科學、原始宗教和自然哲學的交織之中。用當代的視角來衡量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哲學都是有失公允的。
二、中世紀科學哲學的理路與文獻
對于中世紀的宗教傳統與現代科學之間的關系，學界大多認為是科學停滯的黑暗世紀，例如燒死布魯諾、審判伽利略以及圣經中的荒誕故事。
進入 20 世紀特別是近年來，有的學者開始反思中世紀的宗教傳統與科學革命之間的關系問題，認為中世紀并非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是科學停滯的黑暗世紀，其中不乏重要的科學成就及其科學思想，甚至有的學者認為中世紀也是一個科學昌盛的時代。
我們既不認為中世紀是科學完全停滯的黑暗世紀，但也絕不認同中世紀是一個科學昌盛的時代。公正而論，中世紀并非沒有科學，而是把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某些科學理論，如畢達哥拉斯的天體和諧思想、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和托勒密的宇宙模型等絕對化了，使其成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條。但這種追求完美的世界途徑也促進了數理科學等與____教義相關領域的發展，客觀上為科學革命奠定了理論和思想基礎。因此，中世紀有關科學與宗教之間關系問題的探索成為科學哲學思想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思想鏈條，這個鏈條把古希臘羅馬的科學哲學思想與近代科學革命時期的科學哲學思想連接起來。
第一，歐洲中世紀是宗教神學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但并不意味著科學技術和科學哲學思想不存在。Elspeth Whitney 的 《中世紀的科學與技術》 (Mediev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較為詳細地論及了中世紀的科學技術成就，但對中世紀科學技術成就與當時宗教神學之間的關聯所論不多; Edith Sylla 和 Michael McVaugh 的 《古代與中世紀科學的文本與語境》 (Texts and contextsin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1997) 用較多筆墨論述了中世紀科學與當時的____神學之間的內在關聯，如數學和邏輯的發展與當時基督____對全能上帝的論證等; Pearl Kibre 的 《中世紀科學研究: 煉金術、星相學、數學和醫藥學》 (Studies in medieval science: alchemy，astrology，mathematics and medicine，1984) 較為中肯地論述了中世紀科學的特殊品格如煉金術和星相學等;
Edward Grant 的 《中世紀的科學與自然哲學研究》 (Studies in Medieval science and natural philosophy，1981) 和他的 《中世紀科學的經典著述》 (A source book in medieval science，1974) 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中世紀科學與中世紀自然哲學之間的互動關系，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Steven D. Sargent 的 《關于精密科學的開端: Anneliese Maier 有關晚期中世紀的自然哲學論著選讀》 (On the threshold of exact science: selected writings of Anneliese Maier on late medieval natural philosophy，1982) 主要論及中世紀自然哲學對現代科學的重要意義; David C. Lindberg 的 《西方科學的開端: 從史前到公元 1450 年間的歐洲科學的哲學傳統、宗教傳統和制度安排》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ical，religiou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prehistory to A. D. 1450，) 則從意識形態和制度安排的層面討論了中世紀的科學及其發展問題。
第二，從奧古斯丁到阿奎那，歐洲中世紀的科學哲學思想大體經歷了從柏拉圖主義 (包括新柏拉圖主義) 向亞里士多德主義 (新亞里士多德主義) 的嬗變。A. C. Crombie 在 《從奧古斯丁到伽利略: 在公元400 年到1650 年間的科學史》 (Augustine to Galile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 D.400 - 1650，1957，c1952) 概述了奧古斯丁所做的工作: 一方面，奧古斯丁論證信仰對于知識探求的優先性，認為自然萬物都是有靈的，都是與人事密切相關的; 另一方面，人也有意志自由，能夠通過虔誠地信仰達到對世界或上帝的領悟。阿奎那對科學和科學哲學思想的主要貢獻在于他恢復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傳統，從而為近代科學革命奠定了基礎。如阿奎那的 《評亞里士多德論感覺和感覺對象問題》(Commentaries on Aristotle’s On sense and what is sensed) ; 《評亞里士多德論動物問題》(A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De anima) ; 《評亞里士多德論物理學》(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Physics) 等等。最終，阿奎那形成了自己的科學哲學思想: 《科學的分類與方法》 (The division and methods of the sciences，1963) ，并因此在現代科學和科學哲學思想中享有崇高地位。如 Gavin Ardley 的 《阿奎那和康德: 現代科學的奠基者》(Aquinas and Kant: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sciences，1950) 便是一部研究阿奎那思想的杰出著作。
第三，如果說中世紀對科學與神學之間的關系的思考是科學哲學思想發展中的重要一環，那么唯名論則是這個環節中最靠近現代科學哲學思想的構件，其中的關鍵人物有羅吉爾•培根、威廉•奧卡姆和庫撒的尼古拉。有關方面的著述有: 《奧卡姆和奧卡姆主義: 其思想的傳播與影響》(Ockham and Ockhamism : studies in the dissemination and impact of his thought，) ; 《羅吉爾培根論煉金術、形而上學、數學和天文學》(Tracts on alchemy，metaphysics，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① 和 《羅吉爾培根的自然哲學》 (Roger Bacon’s philosophy of nature，1983) 以及 《庫撒
尼古拉的辯證神秘主義》(Nicholas of Cusa&39;s dialectical mysticism，1988，c1985) 等等。當然，綜合性的研究當屬 Richard Milton 的博士論文 《唯名論運動對培根、波義爾和洛克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the nominalist movement on the scientific thought of Bacon，Boyle and John Locke，1982) 。
三、理性時代科學哲學的理路與文獻
所謂理性時代的科學哲學思想就是科學革命時期的科學哲學思想。這一時期的科學、哲學思想以及科學哲學思想在整個人類歷史中都具有轉折性的重要意義。從科學角度看，這一時期科學革命導致了現代科學的誕生; 從哲學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經過經驗論和理性主義的沖突與融合，最終匯入德國古典哲學; 從科學哲學角度看，這一時期是中世紀科學哲學思想和分析時代科學哲學思想的交匯點，其上承古希臘和中世紀的科學哲學思想，下啟分析時代的邏輯經驗主義。
第一，哥白尼革命與弗蘭西斯•培根的科學哲學。哥白尼的 《天體運行論》引發了一場導致現代科學產生的科學革命，同時也引發了導致現代哲學產生的哲學革命。弗蘭西斯•培根在他的 《新工具》(Bacon’s Novum Organum) 中，多次提到哥白尼學說和伽利略學說，我們可以在《新工具》的索引中證明這一點。正是基于這些科學革命的啟迪，培根才開拓了經驗主義的哲學路徑，對后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弗蘭西斯•培根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家，他本人很少關心靈魂的本質、必然性的意義或上帝的本性等問題。培根哲學思想的動力在于他痛感自古代以來在許多科學分支都缺乏的思想進步。” (Bacon was not a metaphysical philosopher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he concerned himself very little with the nature of the soul，the meaning of necessity，or the essence of God. The driving force of Bacon’s philosophy was his alarm at the lack of progress thata could be discerned，since ancient rimwa，in ao many branches of science. )[1]13基于這樣的思考，弗蘭西斯•培根致力于開發新的科學觀念，特別是科學方法的新理念。對此，學界早有研究，如 Stephen Gaukroger 的 《培根和早期現代哲學的轉折》 (Francis Bac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rly-Modern Philosophy，); Antonio Perez-Ramos 的 《培根的科學理念及其知識傳統的創造者》(Francis Bacon’s Idea of Science and the Maker’s Knowledge Tradition，Oxford，1988) 。
第二，笛卡爾不僅是現代科學的奠基人之一，而且還從科學出發創立了理性主義的哲學主張，從而開啟了用科學方法來分析哲學問題的先風，從而奠定了科學哲學的思想基礎。笛卡爾的科學哲學路徑基本上是一條從科學走向主體性的進路。Walter Soffer 在他的 《從科學走向主體性:對笛卡爾沉思的一個解釋》 (From science to subjectiv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Descartes’Meditations)指出，“笛卡爾的懷疑是一種為了確立科學的穩定基礎而克服理論偏見的方法。同時，為了確立他的 ‘方法談’的第一原則，懷疑方法的提出是一種實踐，這種實踐使得克服某種前哲學心靈中的先入為主的偏見成為可能。”(Cartesian doubt is a method for the overcoming of theoretical prejudices in the interest of establishing solid foundations for the sciences. At the same time，as the enactment of the first rule of method of the Discoures，the launching of the doubt is a practice，a practice made possible by a prior overcoming of that other prejudice-one’s prephilosophical soul.)[2]35對于這種理解，可以從笛卡爾本人的著述中得到確證，如 《笛卡爾論方法、光學、幾何學和氣象學》(Discourseon method，Optics，Geometry and Meteorology，c) 。Daniel Garber 在他的 《笛卡爾》 (John Cottingham，Descarte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以及 《走進笛卡爾: 通過笛卡爾科學來解讀笛卡爾哲學》 (Descartes embodied: reading Cartesian philosophy through Cartesian science，) 中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第三，洛克和波義爾不僅是一對交往甚深的朋友，而且還是哲學家與科學家的合作典范。從兩者的合作中我們發現，洛克的經驗論來自于波義爾的科學實驗哲學。Margaret Osler 在 《約翰•洛克波義爾與牛頓科學中的某些哲學問題》 (John Locke and som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the science of Boyle and Newton) 中，首先論述了洛克作為科學哲學家，然后論及波義爾有關物質本性的經驗理論，最后討論了波義爾、牛頓和洛克三人之間的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的文獻，當然首推洛克本人的 《人類理解研究》 (An abridgment of Mr. Locke’s essay concerning humane understanding，1728) 以及尚未正式出版或其他著述不曾提及的洛克短文匯編 (A collection of several pieces of Mr. John Locke，Never before printed，or not extant in his works，1724) ; 其權威性的評論性著述當屬 Lex Newman 編輯的 《關于洛克人類理解研究的劍橋指南》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ocke’s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另外，有關波義爾的兩部哲學著述也值得關注: 一是 Peter R. Anstey 的 《波義爾的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Robert Boyle，) ，另一個是 Rose-Mary Sargent 的 《與眾不同的自然主義者: 波義爾及其實驗哲學》(The diffident naturalist: Robert Boyle and the philosophy of experiment，1995)
第四，牛頓、萊布尼茲和康德的科學哲學思想。牛頓和萊布尼茲有關諸多科學問題的爭論引發了康德的批判哲學。康德哲學不僅是對經驗論與唯理論的思想整合，而且更是對牛頓經典科學的哲學總結。在這個問題上，Wolfgang Lefèvre 在他的 《在萊布尼茲、牛頓和康德之間: 19 世紀的科學與哲學》(Between Leibniz，Newton and Kant: philosophy and sci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中予以論證。康德的 《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 也是這個問題的代表作。此外，許多學者也都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了這個問題，如 Eric Watkins 的 《康德與科學》 (Kant and the sciences，c) ; Michael Friedmand 的 《康德與精密科學》(Kant and the exact science，1992) ; Wayne Cristaudo 的 《自由和科學的形而上學: 從笛卡爾到康德和黑格爾》 (The metaphysics of science and freedom : from Descartes to Kant to Hegel，c1991) ;Robert E. Butts 的 《康德和雙管齊下的方法論: 康德科學哲學的超驗性及方法》 (Kant and the double government methodology : super sensibility and method in Kant’s philosophy of science，c1984) ;Gerd Buchdahl 的 《形而上學和科學哲學: 從笛卡爾到康德的經典根源》 (Metaphys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classical origins: Descartes to Kant，1969) ; Robert F McRae 的 《科學統一問題: 從培根到康德》(The problem of the unity of the sciences: Bacon to Kant，1961) 以及 Giovanni Boniolo 的 《關于科學的表述: 從康德到新的科學哲學》 (On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s: From Kant to a new philosophy of science，) 等等。
四、分析時代科學哲學的理路與文獻
在上個世紀 20—30 年代，維也納學派的出現特別是邏輯經驗主義的橫空出世被看作是現代科學哲學興起的重要標志，由此引發的科學統一運動特別是分析運動直到今天依然占據英美哲學界的正統地位。事實上，即使在科學哲學的鼎盛時期，現代科學哲學或邏輯經驗主義已受困于內部及外部的沖突與矛盾。自上個世紀 60 年代起，T•庫恩發表了著名的 《科學革命的結構》，宣告了科學哲學的歷史轉向; 接下來愛丁堡學派的 “社會轉向”以及拉圖爾等提出的 《社會轉向或更多轉向》則進一步證明了該轉向的歷史進程。
邏輯經驗主義的興起，與弗雷格、羅素和維特根斯坦三人的哲學探索密切相關，或者說正是他們的哲學工作引發了維也納學派和邏輯經驗主義的興起。
1896 年弗雷格成為耶拿大學的教授，他的主要作品包括 1884 年出版的 《算數的基礎: 對數的概念的邏輯與數學的考察》 (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 eine logisch-mathemat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en Begriff der Zahl. Breslau: W. Koebner，1884. Translation: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A logico-mathematical enquiry into the concept of number，2nd ed. Blackwell，1974) 和 《意義與指稱》(über Sinn und Bedeutung，1892. Translation: On Sense and Reference，1980) 。在他的著述中，弗雷格主要探討了如下范疇: 區分邏輯的東西與心理的東西，客觀的東西與主觀的東西;定義與語境之間的關系: 語詞在語境中才具有意義，語句是語詞成真的條件; 概念與對象之間的關系，對象是專名的對應物，概念是謂詞的指稱; 含義與指稱之間的區別，名稱憑借含義指稱對象，特定指稱對應特定含義。
弗雷格生前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直到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的工作才促使人們發現了弗雷格哲學的思想意義。近年來，有關弗雷格的研究很多，如 Alain Badioud 的 《關于弗雷格的當代價值》(On a Contemporary Usage of Frege，) ; Claire Ortiz Hill 的 《胡塞爾、弗雷格和羅素思想中的詞與物: 二十世紀哲學的根源》 (Word and Object in Husserl，Frege and Russell: The Roots of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y.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1991 ) ; Rosado Haddock 和 E. Guillermo 的 《弗雷格哲學的批評性導論》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Gottlob Frege，) 等等。
1910 年，羅素和他的老師懷特海一起發表了三卷本的 《數學原理》，其中羅素發現了數學是邏輯學的一部分，并提出了羅素悖論。目前他的著作都被編輯在 《貝特蘭•羅素的著作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Bertrand Russell) 之中。在這些著述中，羅素和 G•E•摩爾等人一起創立了分析哲學: 通過將哲學問題轉化為邏輯符號，哲學家們就能夠更容易地推導出結果，而不會被不夠嚴謹的語言所誤導。羅素認為哲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的不同只是在于其研究的方向 (哲學研究更廣泛的內容) ，但他們的研究方法應該是相同的。哲學和數學一樣，通過應用邏輯學的方法就可以獲得確定的答案，而哲學家的工作就是發現一種能夠解釋世界本質的理想的邏輯語言。學界對羅素的評價很多，但最為權威的評價性著述當屬 Nicholas Griffin 在 年編輯的 《劍橋羅素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ussell) 。
1908 年，維特根斯坦進入英國曼徹斯特維多利亞大學攻讀航空工程空氣動力學學位。為了徹底搞清螺旋槳的原理，他閱讀了伯特蘭•羅素與懷特海合寫的 《數學原理》以及弗雷格的《算術基礎》。在 1911 年夏天拜訪了弗雷格后，維特根斯坦聽從了這位邏輯學家的推薦，前往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求教于羅素門下。1929 年，維特根斯坦重返劍橋，以 《邏輯哲學論》作為論文通過了由羅素和摩爾主持評審的博士答辯后，留在三一學院教授哲學，并于 1939 年接替摩爾成為哲學教授。他的主要著作 《邏輯哲學論》和 《哲學研究》分別代表了橫貫其一生的哲學道路的兩個互為對比的階段。前者主張哲學必須直面語言，哲學就是語言批判; 后者主張哲學根源于生活方式，意義問題應該在日常生活中解決。
學界一直十分重視對維特根斯坦的評價，在諸多評價中 P. M. S. Hacker 的《維特根斯坦在二十世紀分析哲學中的地位》(Wittgenstein’s place in twentieth-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y，Cambridge: Blackwell，1997) 較具有代表性。當然，由于維特根斯坦思想的巨大魅力，學界對他的評價也在不斷翻新。例如 William Day 和 Víctor J. Krebs 的 《重新審視維特根斯坦》 (Seeing Wittgensteinanew，) 就頗具新意。
簡單的結語
研究科學哲學史并不僅僅是對科學哲學的發展過程進行歷史的掃描，而是對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觀的一種反思。從歷史的角度看，邏輯經驗主義并不是唯一正確的科學哲學。科學哲學是理性地反思科學與哲學之間的思想關聯。從這個角度看，科學革命的出現奠基于科學家的哲學觀變遷，而哲學體系的重建則植根于哲學家對科學進展的考量。總之，科學與哲學是人類理性鏈條中的兩個互相依存、彼此轉化的環節。
【參考文獻】
[1] Urbach P. Francis Bacon’s philosophy of science，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7.
[2] Soffer W. From science to subjectiv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Descartes’Meditations，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87.
下一頁分享更優秀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論文p副標題e
科學哲學與科學史的關系分析
【摘要】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關系本質上體現了史與論的統一。科學哲學強調對科學本性、理性結構、檢驗標準和形成要素等作“橫向”共時分析，科學史強調對科學發生、發展的自然進程和事件作“縱向”的歷時分析。本文將從兩者的概念、歷史演變、關系現狀以及相互作用等方面出發，深入探討二者的關系及相互作用，旨在形成較為系統的梳理性資料，為后續的研究提供參考。
【關鍵詞】科技哲學;科學史;關系
美國科學哲學家勞丹說：“只有當聯合起來研究時，科學史和科學哲學才會有意義。”相反，在科學史家當中普遍盛行的觀點，大致是說應該迅速地把“提出聯姻”的“哲學求婚者”打發走。這種情況表明，從科學史家的角度來看，在科學史和科學哲學這兩門學科之間是隔著一道鴻溝的。
一、科學史與科學哲學之概念辨析
科學史是指自然科學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主要理論。科學史用哲學社會科學的觀點、方法，把自然科學發展中的各個事實和現象、實驗室數據和理論的產生，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或階段加以分析;科學哲學指的是以科學為對象、對有關科學的諸方面作哲學分析的學科，是關于科學的哲學，把科學的整體作為自己研究的對象，以科學的性質、特點、作用和發展的規律作為自己研究的內容，重點考察科學的哲學問題，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科學發展的內在機制等問題。
科學史是科學哲學的基礎，是科學哲學思想論斷之出的根本，科學的發展離不開人們對他的哲學思考;科學哲學是對科學發展的再探索、再發現、再認識。
二、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關系演變史
首先，我們可以從對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相關的發展歷史的簡要回顧中，分析這兩門學科之間關系的變化。
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史歷史可以追溯到18世紀啟蒙運動中出現的學科史。在這種學科史中，歷史的敘述和解釋是根據一種作為前提的認識論理論來構造的;到19世紀，科學史和科學哲學這兩門學科都變得更加繁榮。在科學史方面，上述的傳統被繼承下來并得以發揚。實際上，此期間許多有重要影響的學者都橫跨兩個領域，既是歷史學家又是哲學家。20世紀20年代，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出現了真正的分離，這與當時邏輯實證主義的興起和30年代以后發展成為邏輯經驗主義、并成為科學哲學的主流是分不開的。本質上而言，這種新的科學哲學在性質上變得與科學史無關。到50年代以后，在美國科學史家“職業化”的過程中，這些影響的效果開始逐漸體現出來，科學史家陣營開始確立了獨特的工作方式與評價標準。從此，科學史愈發遠離了科學哲學。到60年代初，科學哲學中相當有影響的歷史主義學派開始出現，從而使科學哲學家恢復了對科學史的關心。60年代以后，科學哲學中歷史主義學派在其科學哲學理論中強調科學史的重要性，但基本上是局限于科學哲學家陣營內部的活動;而科學史家對有關的科學哲學大多不屑一顧，甚至可用“反感”一詞來表征他們的態度。
三、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關系的現狀
關于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關系的現狀，本文擬從不同的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研究者的論斷來進行說明。
波普在研究“牛頓的理論”與“伽利略理論”或“開普勒的理論”的關系時，指出牛頓的理論遠非另外兩個理論的結合，他提出，邏輯的方法，不論是歸納的還是演繹的，都不能帶來從伽利略或開普勒的理論向牛頓的動力學的飛躍。柯恩指出，我們不應假定科學哲學家是在撰寫具有歷史基礎的或是以歷史取向進行分析的歷史。拉卡托斯據其哲學理論做出了“歷史的合理重建”并非是真實的歷史的論斷。庫恩認為，那種要按哲學理論去“重建”歷史的做法，“可能會成為編造歷史的借口”。法拉第說，哲學家們傾向于對觀念、觀念的邏輯聯系及其邏輯推論感興趣，而這些觀念從何而來，它們是怎樣地發展，以及怎樣為一些自稱是受了其影響人所解釋，對這些問題哲學家們似乎就不感興趣了。
可以看出，科學史家不承認科學哲學家所撰寫的“科學史”，主要理由在于： (1)哲學家由于缺乏歷史的訓練，不能按歷史學家的專業標準的要求處理史料;(2)哲學家撰寫歷史的出發點、目的、工作方式、研究的重點問題等等諸多方面均與歷史學家大不相同，因此，寫出的歷史自然也就不符合歷史學家們的標準。正像反對科學哲學與科學史有親密關系的哲學家吉爾所承認的那樣，“對探索過程的關注并不使人自動地變成歷史學家。”
四、科學哲學對科學史的作用
科學哲學與科學史的關系十分復雜，下文將根據普遍存在的科學史家對科學哲學的漠視和排斥現象，重點分析科學哲學對科學史的作用。
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存在一致關系，本質上體現了史與論的統一，也就是邏輯的與歷史的相一致。二者分別從邏輯的和歷史的角度對科學的本質和規律進行了考察和描述，因此只有把“邏輯的”與“歷史的”方法統一起來，科學哲學對科學動態模式的研究才可以拋開歷史的細節而抓住主流，拋開偶然而抓住必然，拋開曲折偏差而抓住基本方向，在比較“純粹的狀態”中把握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又充分注意到偶然事件對歷史的影響。歷史和邏輯相一致的方法告訴我們――歷史的起點就是邏輯的起點，歷史的進程就是邏輯的進程，邏輯是歷史的修正，歷史具有天然的邏輯合理性。歷史的東西包含邏輯的東西， 邏輯是歷史的必然性，所以科學哲學存在于科學史中， 并與其保持的一致性。
“科學哲學”作為二者矛盾中的主導，處于驅動、活力和引導地位，為科學史研究提供認識模式和方法論指導;科學史在矛盾中， 作為基礎的一方處于基質、載體或本底的地位，它是各種作用和活動的物質性的、實體性的前提，科學史有助于填補科學哲學家與科學本身之間的空缺，為其所提出的問題提供根據和判據。
理論來源于實踐，首先是科學史的實踐。科學哲學研究必須立足于了解科學史， 離開了科學史， 科學哲學就成了無源之水， 無本之木。托馬斯?庫恩在《必要的張力》中， 這樣評述科學史的作用，“歷史對于科學哲學家、也許還有認識論家的關系， 超出了作為給現成觀點提供事例的源泉那種傳統作用”。
參考文獻
[1]伊?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蘭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作者簡介
看了“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