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作為杰出的對外宣傳活動家，雖然未系統地概括總結過對外宣傳理論，僅見零散的論述，但是在其所推進的共產主義對外宣傳實踐中貫徹著他們的對外宣傳思想，很值得我們進行梳理并加以學習借鑒。以下是小編分享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哲學論文，歡迎閱讀!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作為杰出的對外宣傳活動家，雖然未系統地概括總結過對外宣傳理論，僅見零散的論述，但是在其所推進的共產主義對外宣傳實踐中貫徹著他們的對外宣傳思想，很值得我們進行梳理并加以學習借鑒。
一、馬克思恩格斯對外宣傳思想
(一)世界交往下對外宣傳的必然性
隨著歷史的發展，各國與各國人民之間的交往呈現不斷地加強的趨勢，當今世界已進入全球化時代。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一是世界精神交往手段日益現代化。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得精神交往的現代手段“機車、鐵路、電報、走錠精紡等等”成為“人類的手創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1]。二是世界精神交往間隙日漸縮短。他們預測到了信息時代，“頃刻之間就可以把自己的發明傳遍全世界的報刊和電訊，在一天當中所制造的神話，比以前一個世紀之內所能制造的還要多”[2]。屆時人類精神交往的間隙更加短暫，世界交往將逐步取代昔日的民族交往，在頻繁的世界精神交往下將譜寫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民族甚至每個人都必須卷入現代世界交往中才能生存。在爭取交往發言權的主動意識之下，對外宣傳無可避免地成為世界精神交往的一種形態而必然存在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二)對外宣傳必須考慮物質基礎
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物質的決定性作用，存在的物質客觀條件往往是不可忽略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認為對外宣傳必須考慮當時社會物質條件，只有在與其相適應的物質條件下它才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效果。這包含著兩個層面的觀念：一方面對外宣傳的內容的選擇問題，即要確保內容必須符合社會發展的總體進程，否則僅僅依靠強制手段根本無法實現與當前社會物質條件不相符的對外宣傳。對此，恩格斯曾說過：“我們不知道有任何一種權力能夠強制那處于健康而清醒狀態中的每一個人接受某種思想”[3]。另一方面，對外宣傳時機的選擇問題。即推進對外宣傳時要懂得分析其所處實際社會環境條件，選擇相應恰當的時機，促使對外宣傳根據其所處的社會物質條件和社會發展進程的趨勢來向前進行。在此理論指導下，馬克思恩格斯分析當時社會情況得出結論，即共產主義的宣傳的最佳社會條件就是社會危機，一旦有社會危機的發生就是宣傳的良機。馬克思曾直接指出“在美國我們的宣傳由于危機而大有進展。危機對我們來說起了動員作用”[4]。
(三)對外宣傳必須建立“理論支柱”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任何行動均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論的指導下而進行的。馬克思恩格斯從當時共產主義對外宣傳實踐中總結出來要注重對外宣傳的科學理論，即做好理論準備，強調科學性。這集中體現在：首先強調理論指導的重要性，即只有在理論的指導下才能使得對外宣傳 工作有正確的 發展方向，否則將事倍功半甚至適得其反。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對外宣傳開始之初，就說到：“目前首先需要我們做的，就是寫出幾本較 大的著作，以便給許許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個必要的支點”[5]。為此，馬克思恩格斯花費了大量的精力撰寫共產主義科學理論著述，為宣傳者們提供了有效的理論指導。恩格斯曾對馬克思說起英國工人運動的 職業宣傳家厄·瓊斯時，指出：“我們也可以大膽地說，如果沒有我們的學說，他絕不可能走上正確的道路”[6]。其次，強調指導理論的科學性，即用來指導對外宣傳工作的理論必須是經過論證的具有科學性，必須經得起 實踐的檢驗，否則將可能走彎路而浪費時間和精力。1874年俄國青年特卡喬夫狂熱地宣布立即發動革命，恩格斯告誡他說：“當你想從事這種宣傳時，當你想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的人時，僅僅 發表宣言是不夠的;必須加以論證，因而，必須從理論上來考慮問題，也就是說歸根到底必須科學地來對待問題”。[7]
(四)對外宣傳有其自身的規律
馬克思恩格斯可謂是最早探索對外宣傳規律的宣傳家，他們分別探討了對外宣傳主體、客體對象、媒介、方式方法等對外宣傳具體層面的問題。
對外宣傳主體是對外宣傳工作向前推動的重要內因，內因是決定性因素。馬克思恩格斯就認為對外宣傳主體可以說是對外宣傳效益好壞的主觀決定性因素，并對其素質提出了智慧、思維、風格和知識等方面的具體要求。1847年恩格斯明確指出“黨的政論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確，風格要更好一些，知識也要更豐富些”[8]。
對外宣傳對象即受眾，其思想變化是宣傳效果生成的決定因素。馬克思恩格斯重點探討了對象的差異性、了解和迎合對象以及不了解對象下如何宣傳等問題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不同的宣傳對象往往對同一事物會有不同的看法，不同國家和不同身份的宣傳對象在認知、情感和意志等方面均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因而了解對象則是宣傳進行之前必須要完成的事情之一。馬克思就曾因為不了解對象而犯愁：“你知道，在不了解讀者等等情況下，給在大洋彼岸出版的報紙撰稿，是多么困難”[6]。馬克思恩格斯還強調在了解對象地情況下要有原則地迎合對象需求來進行宣傳，選擇對象能夠的接受的方式來進行宣傳。正如馬克思為維也納《新聞報》撰稿時所說：“不是應當為維也納讀者寫什么，而是怎樣寫”[9]，即寫什么這一原則是確定的，問題只是要怎樣寫得更適合對象。譬如根據美國讀者個性特征突出和 文化基礎不深的特點，恩格斯對馬克思說：“你的風格需要他們思考。無論如何你必須給自己定一條規矩：盡量寫得壞些和零亂些，否則你就會失去這些讀者的好感”[10]。此外，他們認為一旦出現不了解對象而又必須進行宣傳的時候，最好不要談觀點而用描述事實來說話。
對外宣傳媒介是一個在那個媒介相對貧乏的年代里容易被忽視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認識到對外宣傳媒介的多樣性和重要性，并指出如何選擇適當媒介。首先意識到媒介的多樣性，指出一切能夠傳達信息的均可作為媒介。在那個年代里報紙、雜志可以說是對外宣傳的主要媒介。其次指出了運用媒介的重要性，一旦巧妙地發揮媒介的功能則能事半功倍。馬克思認為宏觀總體上來說要充分運用一切可利用的媒介，其運用的標準是“除了乏味的體裁之外，其余一切體裁都是好的”;在具體對外宣傳上則要根據不同的對象和實際情況來選擇相適應的媒介。
對外宣傳方式方法一直為馬克思恩格斯所關注，他們主要揭示了其重要作用和如何選擇正確的方式方法。首先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宣傳內容正確的情況下，宣傳方式方法恰當與否成為宣傳效益好壞的重要因素。其次，從 心理學的角度比較詳細地探討了如何選擇對外宣傳方式方法。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應當遵循人類精神交往的心理規律，反對那種易引發對象心理反感的簡單化、抽象化的宣傳方式，主張采取能夠吸引對象注意的宣傳方式，或具有獨特風格或能使人感受宣傳內容的清新、明快和真誠。他們還提出針對某個內容集中宣傳會比分散宣傳更能引起注意，此即現在人們所運用的議題設置的理論來源。 二、列寧對外宣傳思想
列寧在學習和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的對外宣傳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俄羅斯的實際情況和其時代特征進一步形成了其自身的對外宣傳思想。他面臨的具體問題較之馬克思恩格斯更多，因而較少從世界角度探討世界精神交往以及傳播規律，而更多地關注俄國自身的問題。
(一) 結合俄國特 殊斗爭條件，從理論上創造性地提出以報刊為主的對外宣傳媒介還應發揮 組織功能
列寧在肯定馬克思恩格斯所主張的宣傳發揮喉舌作用的基礎之上，分析俄國 政治奴役的斗爭 環境現狀，揭示了宣傳媒介的組織作用。在《火星報》第4號的社論《從何著手?》中，列寧明確指出，“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就后一點來說，報紙可以比做腳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 建筑物周圍，顯示出建筑物的輪廓，便于各個建筑工人之間的進行聯絡，幫助他們分配 工作和觀察有組織的勞動所獲得的總成績”[11]。這一創新思想亦獲得當今東西方傳播學者一致公認，可謂是宣傳理論的又一大貢獻。
(二) 面對俄國傳播技術落后的現實，不僅鼓勵 發展廣播對外宣傳，而且強調善用外國媒體力量來進行對外宣傳
一方面，列寧注重發展俄國自身的對外宣傳宣傳能力，以大力發展廣播宣傳為主。他認識到廣播的重要性，認為廣播是“不要紙張、不要電線、不受距離限制的報紙”，可以令沒有 文化的人通過收聽而取得宣傳效果，對于宣傳鼓動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列寧強調巧妙利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發達傳播技術與傳播專業人士，來宣傳俄國的成功和 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世界輿論。他充分認清了俄國與以美國為首的傳播業發達國家之間在傳播技術上的落差，注意到美國等國擁有一支具有一定正義感的新聞記者隊伍。為了充分利用西方的傳播能力，列寧積極地接待來訪記者，向外國人介紹蘇聯各項政策、打破西方反蘇宣傳壟斷。據 統計，自1917年10月至1922年11月，列寧共會見外國記者30次， 發表談話21次，收到接見的有8名美國記者，6名英國記者，瑞典、日本記者各2名，其他5個國家的記者各1名，其中有幾位不只一次被接見[12]。
(三)注重對外宣傳的實事求是和針對性
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俄國在輿論上受到帝國主義集團的包圍，如何加強對外宣傳的有效性，即有效地將俄國的政策和真實情況對外宣傳出去，成為列寧十分關注的問題之一。一方面，列寧強調對外宣傳的真實性，即用事實說話。并且，為了讓俄國的情況不被帝國主義國家扭曲，他主張把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重要文件及時翻譯成外文，這樣才能真正地讓外國讀者準確地了解俄國。另一面，列寧特別強調俄國對外宣傳必須針對宣傳對象的實際情況，任何對外宣傳材料都要適應外國人的習慣和特點，避免“俄羅斯化”。對于這種“俄羅斯化”，1922年11月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 講話時進行了十分詳細地論述：“在1921年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我們通過了一個關于各國共產黨的組織結構及其工作方法和內容的決議。決議寫得很好，但它幾乎全是俄國味……我相信幾乎沒有一個外國人能把它讀完。……第一，這個決議太長，有50多頁，這種東西外國人通常讀不完的。第二，即使讀完，也沒有一個外國人能夠讀懂，因為俄國味太重。這倒不是因為它是用俄文寫的——它已被出色地譯成各種文字——而是因為它浸透了俄國氣味。第三，即使作為例外，有個把外國人能讀懂，他也無法執行”[13]。因此，列寧十分注意收集外國資料，掌握國際輿論走向，了解外國民眾的實際需求和 心理傾向，從而能夠有針對性地進行對外宣傳。
三、馬恩列對外宣傳思想
對我對外宣傳的啟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對外宣傳思想是我對外宣傳的重要指導理論，其思想的理論性與可操作性對于我們對外宣傳工作有著極大的啟發，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闡述：
(一)要正視對外宣傳的客觀必然性，把握輿論主動權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世界交往下對外宣傳必然存在，無法避免，而且呈現不斷發展的趨勢。當今世界全球化的趨勢下，世界各國交往密切，沒有任何一國能夠脫離世界而獨自生存的事實再次印證了馬克思恩格斯所言。因此，我們必須從思想上正視對外宣傳的客觀必然性，充分認識到開展這一工作的不可避免性，進而高度地重視之，自覺地有意識地推進對外宣傳工作。馬克思恩格斯還認為，借助媒體可以使一隅之地的輿論擴展為天下皆知的輿論，可以使這些輿論變成“普遍的、隱蔽的和強制的力量”，同時要主動占領輿論陣地。當今面臨著“西強我弱”的輿論總體局面下，我們繼承和發揚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主動占領輿論陣地的思想就更顯重要。要積極開展對外宣傳 工作，在國際輿論中把握主動權，令世界上能夠有我們的聲音存在。
(二)要重視對外宣傳物質條件，注重對外宣傳理論研究
馬克思恩格斯一再強調要注重對外宣傳的物質基礎和構建外宣的“理論支柱”。這提醒我們注意目前對外宣傳所處的實際 環境，深入分析現有 社會條件，預測社會 發展進程方向，進而能夠有針對性選擇恰當的時機適合的主題來開展對外宣傳工作。因為社會物質條件是客觀存在的，并且不會在瞬間改變，而是長時期累積而形成的，我們必須客觀認識它，開展工作時將其納入考慮范圍，從而使其成為動力而非障礙。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加強對外宣傳理論研究，從而使對外宣傳工作有方向性指導，才不會走彎路。我們不僅要進一步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對外宣傳理論體系，而且要研究對外宣傳本身的規律。
(三)強化對外宣傳要素建設，提升整體對外宣傳能力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認為對外宣傳的每個要素都十分重要。我們首先要培養一支高效有力的宣傳隊伍，加強宣傳主體的整體素養。這就要求我們健全宣傳隊伍培養機制，包括送學、考核、 實踐等各方面的制度有待進一步加強，同時創造宣傳隊伍力求向上的良好氛圍。其次要主動研究宣傳對象的情況，這包括對象的 心理狀態、價值取向、媒體愛好等等。只有掌握了宣傳對象的基本情況，才能對癥下藥有針對性地進行對外宣傳。再次要優化宣傳內容，最重要的就是要確保內容的真實可靠性;注重宣傳內容的針對性，根據社會物質條件的不同和宣傳對象的不同，應該選取不同的內容。最后要注意對外宣傳的方式方法和媒介的運用，盡可能地爭取外國有好媒體的支持，借其口幫我們說話。在宣傳方式方法上，既要多樣化，也要本土化，要選擇宣傳對象更易接受的方式方法。
下一頁分享更優秀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哲學論文p副標題e
古希臘思想家們在探求宇宙存在發展之謎的過程中表達了他們對人類歷史發展動力的看法，他們將自然與社會融為一體，以自然觀點解釋社會的生成變化。中世紀時期，宗教神學思想逐漸統治了人們的精神王國，飽受苦難的人們開始相信人世間的一切都是神的杰作，世事的滄桑變化、人間的冷暖沉浮都是全能的上帝的意旨。到了近代，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對社會歷史發展做了更為深入的、系統的研究，貢獻較為突出的有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以及德國古典哲學家。
1 古希臘時期的歷史發展動力思想
古希臘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其便于汲取東西方各種文明的精華，希臘神話、巴比倫算術、埃及的宗教觀念等等成為古希臘哲學豐厚的思想源泉。希臘人的哲學思考始于對宇宙的好奇，宇宙為什么存在?宇宙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宇宙存在是否遵循一定規律?這種規律是如何確定的?
在希臘人的概念中，自然和人是不分離的，自然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對人類社會發展變化的理解融貫在對宇宙之謎、自然之謎的探求過程中。在思考人類歷史發展動力問題上，古希臘思想家們采取的是向外探索的方式，向外在的自然界求索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用自然變化的原因來解釋歷史發展變化，將歷史現象歸因于某種自然現象或是某種自然必然性，認為整個世界由自然元素或某種物質發展而來，受自然物質的性質和運動的推動。這個時期，人們尚未認識到自然運動和人類歷史發展的質的差別，單純以自然原因來解釋人類歷史的發展。
古希臘時期，哲學家們眼中的萬物始基就是事物運動的動力之義，因而對人類歷史發展動力的探究也就是追尋萬物始基的過程。無論是泰勒斯的水本原說，還是阿納克西曼德的“無定”說，亦或是阿那克西美尼的氣本原說，都將世界的始基界定為物質性的東西，而且指出了世界是生生不息、運動變化的。循著這一唯物主義的開端，赫拉克利特進一步追尋事物運動變化的原因，提出世界運動變化有其必然性，根本原因是“邏各斯”—— 一團永恒的、不會熄滅的活火，火是宇宙變化之道。
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較低，人們對復雜多變的自然現象無法解釋，對強大的自然力量無力控制，產生了對自然力量的惶恐。對自然的無知導致人們開始將人類的意識、欲望比附于自然界的對象之上，將自然界擬人化，將自然看成是人間事物的主宰，是掌控人類歷史發展的神秘力量，古希臘時期許多神話故事中都存在著原始的自然崇拜思想，這種思想也反映到古希臘哲學中。
古希臘神話中，神是天地萬物和人間世事的主宰，而神是從自然中產生的。傳說，大地女神該亞產生于宇宙混沌之中，該亞生了天空神烏刺諾斯，大地女神與天空神結合生了十二位提坦巨神，而后又出現了眾多的日神、月神、黎明神等，眾神各司一職，掌管天地萬物的生長變化。在這些神話中，神還不是超自然意義上的概念，而是作為自然力量本身的顯現，是自然的代名詞。把自然物神化為主宰人的力量，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的依賴，同時也體現了征服自然的愿望。
西方哲學史上最早將“神是萬物運動的推動力”這樣一種觀點以哲學形式表達出來的是亞里士多德。在對自然、世界的考察逐步深入的過程中，亞里士多德深化了前人的思想，把前人對世界本原的研究深入到對世界運動變化之源的探討，認為整個自然、整個世界是不斷運動變化的，是“潛在的現實化”過程，而產生運動的原因是“四因”：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和目的因。“質料”是事物構成的原材料、載體，是事物存在的基礎，猶如構成銅像中的青銅，質料因解釋了事物何以在運動中保持存在。“形式”是
事物所以為此事物的本質，解釋的是事物運動方式的特定性。“動力”是促使事物開始運動變化的根源，是事物運動變化的推動者、制造者。“目的”是事物運動的方向和目標，解釋了事物運動、變化的目標性問題。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任何變化都是事物的潛能向現實轉變的過程，是趨向于現實化的過程，宇宙中任何一個事物都具有一種最好地實現自己的潛能的趨向。亞里士多德認為，世間萬物之所以不斷運動變化發展，是因為存在一個推動力，即“動力”，無限追問事物運動的終極動因后，最終找到的答案是宇宙存在一個“第一推動力”，即“神”。在這里，亞里士多德所謂的神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具有人格化特征的神，而只是“第一推動者”，是萬物運動的根源。可以說，亞里士多德是從有生命的自然界出發去研究哲學問題的，他所謂的“神”仍然是自然神，而非人格神。
古希臘哲人將直觀的觀察與不羈的遐想相結合，以自然觀點解釋社會發展，具有樸素性、直觀性，在他們的論證中也充滿了運動、變化、發展的辯證精神，成為那一時代思想的華美樂章。
2 中世紀的歷史發展動力思想
早在古希臘末期，神學動力思想就已經開始萌芽(這里指的“神”已不再是早期哲人們所指的“自然”，而是具有宗教意義的人格神)。生產力的提高使人們征服自然的力量增強，但隨之而來的是生產資料私有制所帶來的殘酷的階級剝削和壓迫。人們對自然不再充滿恐懼，但是在社會中卻無法擺脫被剝削、壓迫的困境，掙扎于苦難中的人們追尋受苦受難的原因，逐漸把目光從自然力量轉移到了超自然的力量——神的控制，認為存在著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之中掌控著世間一切，小到一個人生老病死、吉兇禍福，大至人類歷史的發展變化都是由神的意志決定的，這個無所不能的神就是上帝。戰爭、饑荒、瘟疫，都不過是上帝略施小計的結果，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世間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存在的，宇宙的秩序、社會的變化無一不是上帝的安排。
奧古斯丁指出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天地萬物的變化都是上帝的意志決定的。上帝創造的世界由無中產生，沒有借助任何外在于他本身的工具、手段，沒有使用任何材料(包括時間、空間)，僅用他的全能全善便創造了天地間的一切美好。上帝本身是全善的，但是其創造物卻由于存在某些缺陷而有了惡的性質，人的“惡”在于濫用自由意志，違反了上帝的至善準則，因而遭到懲罰。他認為，自上帝創世以來，人類社會就分化為上帝之國和人間之國，上帝之國的人們熱愛上帝、服從上帝，追求精神生活，向往善;人間之國的人們追求世俗生活，向往惡。這樣，奧古斯丁就用人與上帝的關系取代了人與人的、人與社會的關系，在他看來，人類歷史的發展受天命指引，是全能的神的意志，是神的救世計劃的過程，其終極的目標是上升的、前進的過程，是上帝決定著人類歷史的發展。
神學大師托馬斯·阿奎那接受了亞里士多德的潛能與現實的學說、“第一推動力”的學說并對之進行了發揮，推導出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是世界運動變化的最終動因。他認為，運動是個不爭的事實，事物都具有由潛在向現實轉化的特性，一個事物之所以運動，在于另一個事物的推動;而這一推動者本身的運動又是受另一推動者的推動，這樣無限上溯，必然追溯到一個終極的推動者，它的存在不依賴任何事物的存在，不受任何他物的推動，這就是上帝，是世界萬物運動的最終動因。
在中世紀的西方思想界，神成了歷史的主宰，人類歷史被解釋成上帝救贖人類的歷程，人們看不到自身的價值、尊嚴，甘愿淪為上帝的忠實仆人，本來鮮活的社會關系被曲解成高高在上、無所不能的上帝對人的揀選、磨練和救贖的過程，上帝成了歷史發展的最高決定者。按馬克思的說法，“中世紀是人類史上的動物時期”，①人本身的價值、尊嚴、力量完全被湮滅于神學的幻影中，理性的光芒亦被神學的光環所遮蔽，但是神學的信仰終究沒有湮滅理性的光輝，在神學思想家們極力論證神的存在和全善全能的過程中，理性的溪流日漸發展，最終人的理性復蘇，以其不可阻擋的氣勢取代了神學的地位，人類逐漸擺脫宗教的桎梏，重新審視自身的價值、力量，將顛倒了的神人關系倒轉過來，人重新站立起來，走出了中世紀
神學統治的暗黑夜幕。
3 近代西方的歷史發展動力思想
正如恩格斯所說，18世紀是“以法國為主角的世紀”。②啟蒙運動高唱自由、平等、博愛，高揚科學、理性的旗幟，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時代思想風暴。思想的解放使得人們推崇理性、科學和進步，敢于挑戰一切權威，用理性思維對社會中原有的思想進行了一場無情的批判。法國唯物主義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人公開反對宗教，反對封建專制制度，打破了中世紀神學統治的神圣外衣，對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因進行了唯物主義的探索。
愛爾維修和霍爾巴赫認為“人是環境的產物”，社會環境決定一切。他們從感覺主義出發，認為人的心理活動是感覺的變形，而人的感覺、品格、思想都來自周圍的環境，社會的政治法律制度、教育思想、宗教道德意識等社會環境都影響人的性格。愛爾維修認為人和周圍的環境發生著相互作用，環境的差異造就了人的性格差異，人的全部性格包括人的缺點都是由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人的美德培養必須依賴環境的改善。既然人是由社會環境所決定的，那么社會環境應該如何改善呢?他們認為環境的改善要依靠教育的發展，教育讓人的理性得到更好的發展，而好的理性才能制定出好的法律和好的政治制度。他們認為，社會環境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法律具有強有力的教育作用，因而要改變環境，必須通過教育來克服人的愚昧、偏見、無知等錯誤意見，因為這些錯誤意見往往是社會腐敗墮落的原因。這樣論證的結果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環論的怪圈：一方面，環境決定人，決定人的思想、意見;另一方面，環境的好壞取決于“意見”的好壞。為了擺脫這種無望的循環，找到推動歷史發展的最終動力，他們最終只能寄希望于天才人物的出現，他們認為，只有天才人物才能運用自己的理性制定好的法律，好的社會制度，促進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在對社會歷史發展動力追尋過程中，法國唯物主義者由“環境決定人”走向“意見支配世界”，進而得出“英雄創造歷史”的結論，最終還是沒有走出歷史唯心主義。
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在法國唯物主義者思想基礎上繼續發展，圣西門對西歐歷史進行了深入研究，發現財產關系和階級斗爭對社會歷史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圣西門在歷史研究中發現，所有制是社會大廈的基石，所有制決定社會制度。在他的語義中，所有制就是財產關系。在對西歐歷史的研究中，圣西門發現15世紀之前，歐洲的貴族占有土地這種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在經濟上占據支配地位，在政治上占據統治地位;后來在工業發展過程中資產階級掌握了經濟上的支配地位，他們通過各種斗爭從貴族手中奪取政權。由此他認為，財產關系決定社會政治制度，決定社會的發展變化。同時，圣西門也看到由于財產關系的不同所形成的不同階級之間存在經濟利益的爭奪，這種經濟利益要求的差異必然引起階級斗爭，而階級斗爭的歷史正是15世紀以來西歐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從15世紀廠主反對封建貴族的斗爭到法國大革命，無不體現出對立階級之間為取得各自經濟利益而展開的斗爭。圣西門難得可貴地看到了財產關系和階級斗爭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但在他的思想中，物質生產并非社會發展的基礎，階級斗爭也并非社會發展的動力，相反，理性才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基礎和動力。人類歷史就是人的理性不斷發展進步的歷史，因而，具有高度理性的天才人物才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要推動者，這樣圣西門最終走向了天才決定社會發展的歷史唯心主義。
復辟時代的法國歷史學家們清楚地認識到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的巨大作用。基佐在《法國史論叢》中曾指出，歷史開始于人民而非顯赫的國王，歷史學研究的任務是描寫人民的命運變化，闡釋社會歷史的發展傾向，而不是為個別顯要人物著述立說。此外，復辟時代的歷史學家還對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提出的財產關系和階級斗爭對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進行了重新闡釋。從法國大革命中，他們看到了階級斗爭對歷史發展的重要性，在尋找階級斗爭的根源時，他們發現階級斗爭的經濟根源在于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經濟利益是一切社會制度變革的動力和源泉，近代以來的一切爭斗，都是為了真正的利益而戰，其它的一切僅僅只是借口而已。復辟時代法國歷史學家還著力研究了財產關系對國家政治制度的影響，指出財產關系是政治制度的基礎，所有制關系決定著人們的經濟利益和階級利益，并從政治制度中體現出來，從而推論出社會發展進步的原因是所有制關系的變革。而財產關系是如何產生的?對這一問題復辟時代的史學家用“征服”解釋財產關系的起源及其變化。“征服”是為了占有別人的實際利益，而產生“征服”的動機在于人的天性中存在一種征服欲望，按照這個邏輯，在兜兜繞繞之后，他們又回到了“意見支配世界”這一歷史出發點。
18世紀末19世紀初世界歷史經歷了波瀾壯闊的激烈變革，西方哲學也進入了一個較高的發展階段，此時德國古典哲學登上了哲學舞臺，一些思想巨擘開辟了哲學史的新篇章。黑格爾堅持了徹底的唯心主義一元論，將“絕對精神”(又稱“絕對理性”)看作是世界的本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黑格爾認為，“絕對精神”是一切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宗教觀點、倫理觀點、道德觀點和智力狀況等的決定者，是歷史發展的最后動力。“絕對精神”是客觀的，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出現之前就已存在，“絕對精神”通過一系列運動外化為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歷史就是絕對精神演進的過程。黑格爾否定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性動力論思想，他發現歷史不是完全按照人的目的性發展，人們的行動在取得目標性成果的同時，附帶產生了一系列未預料的結果，歷史的發展經常偏離人們預設的軌道，由此說明人的思想意識并不是歷史發展的最終動因，社會歷史的最終動力，不應該從人本身、人的思想出發去尋找，而應該深入到人的思想、意志背后去探討歷史變化“動力的動力”。在他看來，隱藏在人的思想、意志背后對歷史變化發生作用的是理性，人只是理性的工具。理性自身目的的實現需要借助人為工具，利用人的情欲使人們發生爭斗，乘機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就是“理性的狡計”。
相比于以前的歷史發展動力思想，黑格爾將歷史發展動力認定為某種客觀的不依賴人的意志的因素無疑是進步的，但由于其思想安放在唯心主義的地基之上，這種“無人身的理性”(馬克思語)沒有立基之本，頭尾倒置，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矛盾。黑格爾終結了德國古典哲學，卻沒有終結歷史發展動力思想，黑格爾沒有解決的這一歷史難解之謎激起了馬克思的研究熱情，最終在與恩格斯的共同努力下創立歷史唯物主義思想。
看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哲學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