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是西方法律思想的發端。古希臘法律思想的發源有其自身獨特的歷史自然條件，在經歷了三個階段數百年的演進后，沉淀出“自由”、“自然正義”和“民主法治”的精神實質。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關于古希臘哲學思想大學生論文的相關文章，歡迎閱讀!
古希臘法律思想發展淺析
摘 要：古希臘是西方法律思想的發端。古希臘法律思想的發源有其自身獨特的歷史自然條件，在經歷了三個階段數百年的演進后，沉淀出“自由”、“自然正義”和“民主法治”的精神實質。
關鍵詞：古希臘 法律思想 自然歷史條件 發展歷程
古希臘是歐洲歷史的起點，它對于人類的法制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雅斯貝斯將希臘、中國先秦、古印度稱為人類的軸心時代。軸心時代的希臘法律思想，是西方法律思想的源頭，西方法治理論的一系列基本概念的原創含義孕育于此。
一、古希臘法律思想產生的自然歷史條件
希臘文明是在邁錫尼文明徹底消亡之后向新的方向發展的，君主制王權在希臘覆滅，具有民主性質的新型政體形態城邦制度在小亞細亞殖民城市萌芽，開啟了西方法律文化的源頭。
借于三面環海的地理環境優勢，希臘人從事海盜、海上貿易、販賣奴隸，吸收鄰國異質文化在積累財富過程中進行。東方殖民地小亞細亞沿海地區是古希臘哲學文化包括法律思想的發源地，當時作為希臘文化的重要來源的東方文化經過希臘人改造、消融，成為希臘人的“專有”。但同時希臘人走的是與古代東方截然不同的道路，這也是希臘文化的形成作為西方文明的起源重要原因。
氏族制度與原始公社瓦解后，希臘人在貨幣與商品經濟的推動下極力追求并積累私人財富，血緣氏族被地域性聯盟取代，契約取代血族成為社會基礎，希臘城邦制度逐漸確立。城邦制度成為孕育希臘法律思想的溫床。
二、古希臘法律思想的發展歷程
1.城邦奴隸制形成時期
自然哲學衍生了古希臘早期(前蘇格拉底時期)法的意識，米利都學派創始人泰勒斯是自然哲學第一個代表人物。“水是萬物的始基”是泰勒斯的名言，這個哲學命題包含著自然法思想的萌芽。
畢達哥拉斯派是繼米利都學派之后由畢達哥拉斯創立的第一個唯心主義派別。畢達哥拉斯認為宇宙本源是數， 宇宙的最高原則是“和諧”，“和諧”即正義。畢達哥拉斯將數和正義聯系，提出對立面思想，用推理的邏輯力量對抗自然哲學，表現了希臘人思維水平的進展。赫拉克利特主張成文法，反對過時的習慣法，認為正義就是由自然法則決定和支配一切，但是他主張成文法，反對過時的習慣法。
智者派之自然法思想在前蘇格拉底時期具有重大意義。智者派奠基人普羅泰戈拉認為“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包含主體能動性的光輝思想的命題否定了傳統的人與自然、人和神的關系，突出了人的能動性，是古希臘法律思想的重大轉折點，標志著希臘人本主義思潮的興起。
在普羅泰戈拉之后智者們認為人的自然本性是平等的，因此，對人不應該有等級劃分，赫拉克利特在這種思潮的基礎上將人為法與自然法、正義與法律相結合。西方法律思想上之權利說、平等說就始于他的學說并對的斯多葛學派之自然法思想有著直接影響。
2.城邦奴隸制繁榮時期
蘇格拉底開創了西方科學理性主義主流傳統，他是智者學派的代表，他主張用正義的法律來統治城邦，同時他又主張賢人統治也就是哲學王，同時他又強調應當以正義為治國準繩和法律靈魂。他在智者學派部分法律思想基礎上強調人定法和自然法都是表現了正義，是城邦生存的基石。
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是在智者學派與蘇格拉底之后古希臘出現的更為重要的法律思想研究者。古希臘法律思想的主體內容多源于他們的思想，西方法律思想也多淵源于其中。
柏拉圖提出法律之治與賢人之治兩種治國方略。早期的柏拉圖師從蘇格拉底他贊同蘇格拉底的“賢人統治”觀點，他認為要以人的德性為考察對象，認為國家應有哲學家治理。柏拉圖晚年時期受哲學家治國方略失敗影響，改變了他法律治國的想法。他認為任何城邦不能受某一統治者支配而是應受法律的規制，因為任何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的絕對權力對權力的施加者和權力的服從者來說都是災難，法律是隔在人類就和“野蠻的動物”之間的屏障，因此法律是凌駕于國家公民與一切官吏之上的，國家一切社會活動與政治都應當遵循法律的規定。據此此來看，晚年的柏拉圖其法律思想中蘊含了最樸素的平等思想并為后世所繼承發揚光大。
亞里士多德是柏拉圖之后古希臘最具影響的的思想家，他完善了法治學說，亞里士多德主張法治必須在以人為本基礎上建立，但是他認為法治是一人之治，法律要體現反映多數人愿望的民主，涉及立法更應如此。政治家與立法家應當明析民主主義的措施中哪些是對民主主義有利的，哪些是對民主主義有弊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民主和法治是相依存的。法治的實施導致民主的出現。正義理論是貫穿于里士多德法治論的核心思想，亞里士多德認為法體現正義，法是人類的理性原則，故法治只能選擇良法之治。
3.城邦奴隸制衰落時期
斯多葛派與伊壁鳩魯的法律思想產生于該時期，他們的思想是人們對統治階級調和階級矛盾要求和對城邦民主絕望情緒的反應，他們批判城邦奴隸制，主張正義和自然法。斯多葛派突破在繼承了智者派的思想的基礎上有打破了其傳統局限，他們提出要同自然規律相統一或按照自然規律去生活。斯多葛派的觀點也承繼了蘇格拉底求助于神去尋求普遍真理的的觀念，他認為把“神”是自然的本質，“神”是原始的理性，宇宙的主動本原，，“按照自然而生活”，就是按照理性而生活。他的認為世界城邦的理想模式即人神共處，同時也反應了他思想中平等的世界主義和絕對自由的個人主義。
綜觀希臘法律思想發展，希臘人對于當今法律思想發展與進步所作的貢獻不僅僅在于其研究成果所形成的推動力，更在于他們勇于作出嘗試的創新精神。
西方法制思想就是踏在這樣一個“巨人”的肩膀上發展和生存的，西方歷史上的每一次法律思想的進步都是反應這一影響。東方法律文化在近代以來也曾得到古代希臘法律思想的滋養，反思中國法治建設，我們應需學習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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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民眾人本管理思想形成的原因
[摘要] 古希臘民眾在經濟管理領域之所以形成了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主要取決于以下幾個方面：古希臘城邦的經濟性質、地產的普遍細小、民族特征及人本主義哲學的興起等原因。
[關鍵詞] 古希臘 民眾 奴隸 人本主義
眾所周知，在古代的雅典，經常展現主奴關系較為人道和文明的一面，在農業、手工業、商業等領域無不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管理智慧。在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奴隸只是主人的財產，更是一種活工具，但為什么卻在大多數城邦的經濟領域得到如此高的禮遇，原因基于以下幾個方面:
1.古希臘城邦的經濟性質要求勞動者有較高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由于古希臘的自然條件所限，因而古希臘的農業主要是以葡萄、橄欖種植為主，而葡萄、橄欖的種植、培養以及葡萄酒、橄欖油的加工都是一種較為精細的工作(與谷物相比)。勞動者認真也好，不認真也好，勞動效果的優劣在短時間內很難被管理者發覺，這就要求主人(管理者)必須給予較為寬松的環境，使其從內心里愿意為主人勞動。對雅典的手工作坊來說，有責任心和主動精神的雇傭工人顯然更為合適;象銀行、商號的經紀人和代理人一類職務，更不是消極的工具意義上的奴隸所能勝任的。當這些本應由自由人充實的崗位，由于特定的歷史條件而不得不由奴隸充任時，奴隸便不得不同時具備自由勞動者的某些特征，不得不被賦予某些基本的權利和自由。
2.由于雅典地產的普遍細小，奴隸主占有的奴隸相對分散，數量較少。相比較集中的大規模的奴隸而言，強迫勞動的成本較高，因而希臘民眾沒有必要采用強迫勞動的方式，善待奴隸也就成為他們獲取利潤的最佳方式。比如，在農業方面，一個小農率領著(不只是單純的監督)3到4名奴隸在土地上勞作應該是典型的情形;手工業也多為擁有3到5名奴隸的中小作坊。在這種前提下，再加上這些經濟產業對勞動者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有較高要求，所以替代外在強制手段的重要辦法便是賦予他們以內在的動力,包括勞動價值觀念的灌輸(好多人懷疑它的存在)，給奴隸在生產和經營方面一定的自主權和適當的利潤分成，甚至許以人身自由的前景。色諾芬說:“為奴隸安于其位，他們需要比自由人有更多的希望。”亞里士多德認為:“把自由當作服務的酬勞贈予奴隸，是比較劃得來的事情。”偽亞里士多德更為直截了當:“當服務的報酬是自由,而且服務期限已定時,奴隸們愿意拼命勞動。”色諾芬、亞里士多德等人都屬于有閑階層,他們不直接從事經濟領域的活動，他們所產生的這些經濟思想無一不來自于當時普通民眾的社會實踐。當這些學界精英在他們的著作中開始記述這些觀點時,希臘民眾的思想早已在實踐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3.古希臘人的民族特征也對古希臘的人本管理思想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公元前8～6世紀，古希臘人就是利用所具備的航海條件,向海外進行了大規模的殖民運動。一方面,大殖民時代使東西方文明發生了劇烈的碰撞，并因此發生了深刻的契合,并在與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吸納異域的文化精髓,為古希臘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他們對人以及人與自然界關系的認識,使他們感到人并不完全是大自然的從屬物,人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向自然界索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這就鑄成了他們特殊的文化心理,不滿足于既有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積極探索自然的奧秘,征服自然,創造嶄新的生活。這種文化心理促進了人的思想的活躍和解放,喚起了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進而使人們能夠從多角度去探索并發現人的本質、人的價值。因而,盡管奴隸常被物化為生產工具,但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古希臘民眾總是把他們當作活生生的人來對待，深入挖掘奴隸自身的真正價值。
4.古希臘人本主義哲學的發展也對古希臘民眾的管理思想的形成、蔓延產生重要影響。眾所周知，古希臘是西方文明的搖籃，西方人本主義思想即源于此。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盡管這是一種以人為本位的主觀唯心主義，但它的意義卻是深刻的，它表達了希臘人對自我的肯定，因而被認為是人本主義的最早宣言。蘇格拉底則進一步宣布：作為思維者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需要的是一種新的指導思想，伊壁鳩魯派、斯多噶派和懷疑派應運而生。在個體與整體的分離中，它對人的本性等問題做了三個不同向度的探究，即“自我的個體性”、“自我的普遍性”和“自我的差異性”，從而大大深化了人類的自我認識。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古希臘民眾能夠把人看得高于一切，重視人的能動作用(人是萬物的尺度)，做到了尊重奴隸的潛在人格，最大限度地發揮奴隸的積極作用，不僅運用了“經濟人”、“社會人”(“自我的普遍性”)的調控手段，還運用了“復雜人”(“自我的個體性”、“自我的差異性”)等現代人還在研究的高級管理手段，從而把人本管理思想發展到一個較高的水平。
因而，在奴隸制生產條件下，盡管奴隸常被物化為生產工具，但那也只是適用于軍事和政治領域。即使在這兩個領域也不是絕對的，他們可以充當雅典的警察和低級辦事人員，有時也作為后勤和輔助人員同主人一起上戰場。當然，他們的主要活動還是在經濟方面。
綜上所述，由于古希臘的產業性質，地產的相對狹小，人本主義哲學的興起及古希臘人的民族特性等因素的影響，希臘民眾在思想上往往非常重視以人為本的管理智慧，并把它應用于實際的經濟生活領域。它的成果之一便是今天所見到的希臘建筑和工藝品的精美絕倫，讓人很難想象，它們大都出自希臘奴隸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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