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臘哲學中所提出的善于幸福的關系一直是倫理學界所探討的熱門話題。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關于古希臘哲學有關的論文的相關文章，歡迎閱讀!
淺論古希臘哲學中善與幸福之關系
摘要在古希臘哲學中所提出的善于幸福的關系一直是倫理學界所探討的熱門話題。幾乎每一篇試圖探討希臘哲學的文章都會面對這一復雜的課題的研究。本文即是立論在眾多學界前輩的研究成果之上,以善作為幸福的價值基礎,善作為幸福的達成手段和善與幸福的統一為基本切入點,淺談希臘哲學中這兩個基本倫理學概念的主要思想之間形成的微妙關系。
關鍵詞幸福 價值基礎 古希臘哲學
希臘哲學中對于善和幸福的觀念的討論基本上確立了在這兩個相關問題上的三重立場,即以善的理論作為幸福的價值基礎,以善作為幸福的途徑,和以善和幸福作為一對倫理學最高范疇的統一。這樣的考察將給我們一個更為廣闊的視角看待這一問題。
一、善是幸福的價值基礎
對于善與幸福的第一個關系層面是善是幸福觀的價值基礎。在許多希臘哲學家的理論中,我們都可以看出他們認為幸福自身并不能為自己設立一個存在的合理依據以及價值根基。幸福代表一個人對于自身生活狀態的滿意的心理感受。但是,幸福有沒有價值?心理的滿意就真的具有價值的充足性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幸福的價值根基在哪里?
對于幸福的含義,我們不否認其具有很強的經驗性。正像許多學者說的,幸福是一個人對于整個生活滿意的感受的概念。然而,實際上,我們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一個人對于生活的感受,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標準上的。并且對于何謂滿意總是有著一個透過理性的理解的。因此我們看到從蘇格拉底到斯多亞學派都基本一致的認為,幸福實際上需要一個道德的根基,幸福觀的前提是善。
善是幸福的基礎,蘇格拉底的思想真正的奠定了這種理論路徑的最初基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則完成了其最初的理論構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研究公正這個問題的時候,提到了關于善于幸福的關系。他特別談到,善代表了一種整體的和諧,而這也就是幸福。也就是說,和諧至善的存在確立了幸福的真實性。我認為這種真實性正是價值意義上的真實性。原因在于,幸福問題實際上,經驗性的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但是,處于哲學家的眼睛,特別是追求理念真實的柏拉圖的看法,經驗并不代表真實的存在。世界上唯一的真實在于理念的世界中,而經驗世界中的一切則只是理念世界的真實所反映中的光輝或者說影子。因此,唯有用真實善的的理念中才能找到真實的幸福。
亞里士多德的看法也可以說是另一個對于蘇格拉底的思考的發展。在亞里士多德的整體理論中,他從現實的形式與本質的角度來看到特殊與普遍的問題。所以,善并非還是存在于一個其他世界中;恰恰相反,善就存在于這個我們所經驗的世界中,也就是人們的道德實踐中。但是,這樣一種看法的出現,并沒有掩蓋亞里士多德的一個基本態度,那就是善確實是幸福的價值基礎。因為正是在這個前提上,亞里士多德才開始了對于倫理學的研究,他所做的倫理學研究以及相關的政治學研究可以說圍繞著一個共同的目的,促進人的幸福。
二、善是幸福的途徑
許多重要的希臘哲學家同意善也是我們達至幸福的途徑。也就是說善不僅具有相對于幸福的價值意義,也具有相對于幸福的工具意義。
但對此,一種理解是善只是達至幸福的眾多途徑中的一種。道德的完善固然能夠帶領我們達到幸福,其他途徑同樣可以而且完全可以替代道德的完善而為我們提供同樣的幸福。對于快樂主義思想而言,幸福和善沒有本質的聯系。這或許是快樂主義者們所堅持的。而另外的一種思想認為道德的完善是實現幸福幸福的唯一正確途徑。道德的完善就是人生的幸福。這一思路在斯多亞主義者的思想中最為明顯。
我認為這樣一種多元性的意見分歧其實也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當我們面對一個像今天這樣的多元世界的時候。實際上,當我們評價古希臘哲學家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不同的看法,并且選擇其中之一種看法表示贊同的時候,我們不能忽略他們在善能夠達至幸福這一個基本的觀點上是同意的。這也是我們同樣值得關注的地方。當前中國的社會思想有一種論點,認為幸福與道德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當然,我們不否認幸福與道德之間的一些沖突,然而,這個沖突的解決卻不是靠著對于一方的徹底否定的逃避,而應當透過個人道德責任感的提高來解決才是正途。
三、善與幸福的統一
希臘哲學家還有認為,善與幸福并非是一對矛盾的概念。相反,倫理學的一個目的就在于認識并指出如何能夠統一善與幸福。
對于善與幸福的統一,不同的學派提出了不同的統一的基礎。德性主義者認為理性活動是統一二者的基礎。而昔勒尼學派則認為快樂的感受更為直接和現實。人生統一善與幸福的根本在于人的快樂的現實感受。對于新柏拉圖主義者和斯多亞主義者而言,要想統一二者,一個人唯有透過宗教信仰的途徑才能實現。這一點在新柏拉圖主義者的頭腦中是最明顯不過的了。
當然,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真正構成人類善與幸福統一的基礎的,實際上在于特別的人所處的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關系。但是,另一方面,這些觀點對于我們如何認識對于一個個體的人在提高對于善與幸福的關系的理解上,仍然有著不能抹殺的意義。每一種觀點實際上都存在著一定的合理性。我們不能忽略道德本身統籌幸福的力量和價值,但是,我們也不能否定人的主觀感受在幸福實現中所帶給人的直接現實性的意義。
注釋:
王艷菊.幸福作為核心終極價值.中國德育(第三卷).(2)..
陳瑛.人生幸福論.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頁.
參考文獻:
[1]汪子嵩.古希臘哲學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梯利著.伍德增補.葛力譯.西方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
[3]葉秀山,王樹人.西方哲學史(學術卷)(第一卷).南京:鳳凰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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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的政治哲學
提要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曾這樣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種觀點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論自然科學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發生和發展的歷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臘人那里去。”本文主要通過對古希臘城邦開始，然后對其產生的兩位偉大思想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學理論來介紹古希臘的政治哲學。
關鍵詞：古希臘;政治哲學
中圖分類號：G633.21文獻標識碼：A
一、城邦――政治哲學的搖籃
城邦，一個城市連接周圍的一小片鄉村區域而成的獨立的主權國家。城邦是古希臘特有的政治共同體，正是它孕育了與眾不同的西方政治文化，催生了別具一格的政治哲學。
希臘城邦的外部特征是狹小和獨立，無論是在版圖還是人口，即使與現代最小的民族國家相比，它也算是小國寡民。
而希臘城邦的內部特征是其獨特的社會政治結構。雅典，由原始民主制脫胎而出，最初實行的是貴族奴隸制，從公元前635年到公元前508年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暴動后，最終確立了奴隸民主共和國。希波戰爭之后的雅典，進入了伯里克利時代，此間，奴隸制經濟高度繁榮，奴隸主民主政治臻于極盛。雅典在此期間自由而寬松的政治環境吸引了希臘世界諸多的知識分子，民主和科學的發展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文學、藝術、哲學，包括政治哲學的繁榮與輝煌的成就均達到了與其人口和規模極不相稱的高峰。當斯巴達摧毀了雅典希臘霸主的地位時，希臘城邦制度也從此走向衰落，但它卻留給思想家們的是重建理想城邦的美妙幻想與對此的苦苦追求，因而，伴隨著城邦的衰落，一個政治哲學的高峰迅速到來。
(一)柏拉圖關于城邦國家。在描述城邦國家形成過程時，柏拉圖直接觸及到了問題的實質：“正像我所覺得的那樣，因為無人能夠自給自足，而是需要他人的幫助，于是就產上了城邦。”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柏拉圖著重強調的是“國家是合作的產物”。只要城邦具有統治性，且人應是城邦人，柏拉圖就不得不放棄無統治的無政府注意觀念，因此，柏拉圖認為，人類的興趣不是無政府，而是政治的。
我們從柏拉圖理論上的從政治與道德關系中理解城邦國家的特征時，讓我們回顧一下他的《理想國》，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因為，我們建立這個國家的目標并不是為了某一個階級的單獨突出的幸福，而是為了全體公民的最大幸福;因為，我們認為在一個這樣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爭議，而在一個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不到正義。”
最后，我們再來對柏拉圖關于政體的劃分進行一個簡要的說明，柏拉圖認為，存在著五種政體形式：“貴族政體、財閥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僭主政體。”
(二)亞里士多德關于城邦國家。對于亞里士多德的城邦國家理論，我們更多地應當看到它的現實性。在他的《政治學》中，他認為城邦的性質和作用完全是為了某種善業的社會團體，而人是不能離開城邦孤立生活的。他認為，“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亞里士多德在解釋國家和國家下定義時，是以古代城邦的理想參數為依據的，他所說的國家，只是古希臘文化教育的結晶和希臘人結合的最高形式;國家是自然發展的產物。所以，在他的觀點上也很符合他的邏輯，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而在國家(一種政治的結合)中，人的這一政治本性則發展到了頂峰。所以，在其原則中我們可以看出包含了兩層含義：第一，在國家里，能夠實現人的本性和人類結合本性的最高目的;第二，唯有在國家中，個人(家庭)才是完整的整體有機體的可以發揮作用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古希臘政治生活――政治與哲學的結合
政治哲學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與政治生活是同步的，而政治哲學則產生于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的一種特殊的政治生活，即古希臘的政治生活。
根據傳統觀點，雅典人蘇格拉底是政治哲學的創始人。蘇格拉底是柏拉圖的老師，后者又是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由蘇格拉底所創立的那種政治哲學成為古典政治哲學。現代政治哲學于十六七世紀產生以前，古典政治哲學一直居于統治地位。
(一)柏拉圖――城邦主義政治哲學。在柏拉圖《理想國》中，有兩個極其堅定的信念是與政治哲學分不開的。
第一，城邦國家至上。關于這點在第一段中已有說明，就不過多的敘述。
第二，以道釋政，道德治國。“柏拉圖是在人類學與倫理學論證的結合中探尋城邦的合法性”。因此，對于柏拉圖來說，政治與道德不是相互分離的，而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古希臘城邦的公民們個人與國家一體，家庭與國家不分的公共生活模式導致了思想家們道德與政治的結合，他們往往從道德的視角來思考政治問題，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則完全“是建立在他的倫理學之上的”，是關于國家和個人如何實現“至善”、“德性”和“幸福”的學說體系。國家的任務是實現德化，國家的目的在于善，統治者應該是善的化身，治國的手段應該是道德教化。
(二)亞里士多德――現代政治學奠基。人們常常將現代政治科學的源頭追至亞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圖，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亞里士多德開創了政治研究的新視角并使用了政治研究的新方法。在柏拉圖那里，無論是對“理想國”的構建，還是對“政治家”的規范，其倫理道德的因素始終占支配地位。亞里士多德區分了個人的善和國家的善，倫理學研究個人的善，政治學研究國家的至善的科學。亞里士多德認為，在政治學研究中，不僅應該探討理想的政府形式，也應該研究治理和改進現實中任何種類國家的方略。并且，亞里士多德從學科分類上將政治學獨立于倫理學而自立于學科門庭之外。所以，在此意義上，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不愧為西方政治科學的創始之作。
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權力是國家的產物，是政治社會的標志，因而是政治研究的中心問題。研究理想國家的問題，就是研究政治權利合理性的問題;研究政體問題，就是研究政治權利的分配和運行方式的問題”，“一個政治制度原來是全城邦居民分配政治權利的體系”，探討政治藝術，屬于統治術，即權術。由此看來，包括當代西方的政治學家們對政治的界定和研究范圍的確定雖各有側重，但基本未出亞里士多德奠定的框架。
三、末期思想家的貢獻――原始契約和自然理性
在亞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希臘各個城邦已是風雨搖擺了。亞歷山大繼位時，希臘各城已不再是獨立的國家，而是馬其頓統治下的一個行省。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希臘人作為對現實消極的逃避，政治思想家們無可奈何地對個人思考替代了對城邦國家的思考，以今天的觀點來看，希臘的學術研究已經由政治學轉向了倫理學，下面筆者將粗淺的對伊壁鳩魯和斯多葛兩學派進行簡單介紹。
(一)伊壁鳩魯――“原始契約”。對于伊壁鳩魯的觀點在對政治思想上并不是一個重要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是，伊壁鳩魯的快樂觀和幸福觀旨在告訴人們，要從毫無益處的社會公共生活中隱退下來，專注于個人的利益和享受。
(二)斯多葛學派――“自然法”。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一樣探討人生的目的，認為人生目的是“義務”和“美德”。所謂美德就是盡量減少個人的欲望，求的內心的平靜，而實現這一美德的方法就是順應自然而生活。
從“順應自然”的觀點出發，斯多葛學派認為國家也是合乎自然的制度。正因為國家是合乎自然的，所以它不應該是局部、有限的，而應該是普及于全世界的制度。在這里我們應該注意到，斯多葛學派認為人已經不是城邦的動物，而是天生就應該過一種世界國家的生活。
(作者單位：云南財經大學馬列部經濟倫理研究所)
參考資料：
[1]寶成關.《政治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版.
[2]張桂琳.《西方政治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版.
[3]列奧&12539;施特勞斯，約瑟夫&12539;克羅波西.《政治哲學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印書館，11月版.
[5]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
[6]涅爾謝相茨.《古希臘政治學說》，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
[7]歐陽英.《走進西方政治哲學――歷史、模式與解構》，中央編譯出版社，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