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國》的最終理想是培養“哲學王”，只有哲學王作為城邦的統治者，國家才會和諧，國家的正義才會有所保障。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柏拉圖的哲學王作文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淺析柏拉圖“哲學王”的理想人格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以其光輝的一生彰顯了自己的偉大人格，在面對死刑的審判時，他很從容，他用自己的死去喚醒那些仍然安于生存于“洞穴”之中的人們。蘇格拉底又是幸運的，他的學生柏拉圖一生的學術以及政治生涯，都繼承并且發展了其師的哲學理想、政治理想，他致力于追求理想的人格，追求有理想社會的國家，企圖改變希臘城邦體制的危機，為正義的人們尋求幸福的生活方式。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寫道，理想的城邦具有智慧、勇敢、節制以及正義四種美德，統治者具有智慧，武士具有勇敢的美德，全體公民具有節制的品質，每個人“各就其職，各盡所能”，這樣的城邦就是正義的城邦。
一、城邦和人
列奧?施特勞斯在《城邦與人》這部著作的緒論中寫道：“政治哲學的主題是城邦與人，古典政治哲學有一個清晰的主題就是城邦與人。”如何實現城邦的統一，如何實現一個平衡的、和諧的城邦秩序，是整個古希臘城邦時期的政治主題。
自古希臘城邦制度誕生起，這一歷史性的政治課題就一直困擾著許多偉大的理論家和實踐者。中年時期的柏拉圖目睹其師蘇格拉底被處死，企圖改變希臘城邦制度的危機，構建一個和諧至善的城邦。在這種城邦新秩序下，一個和諧、統一的城邦政治共同體取代了分裂、對抗的城邦，從而永久地實現了城邦的至善存在。在這個城邦中，柏拉圖以和諧為根本的政治尺度，為城邦設定出一系列的標準，使得城邦的整體與城邦中的個體兩層面都可能形成和諧的秩序。城邦里的人分為三個等級：統治者、武士以及從事農工商的被統治者，和當時希臘的奴隸制度一樣，在柏拉圖眼中，奴隸是不被當作人來看待的。三個等級有不同的品質和身份。老天在鑄造他們的時候，在不同人的身上分別加入了黃金、白銀和鐵、銅。他們各是統治者、輔助者和農民以及其他技工，“但是他們又由于同屬一類，雖則父子天賦相承，有時不免金父生銀子，銀父生金子，錯綜變化，不一而足……所以統治者要極端注意在后代靈魂深處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種金屬。如果他們的孩子心靈里混入了一些廢銅爛鐵，他們決不能稍存姑息，應當把他們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農民工人之間：如果農民工人的后輩中間發現其天賦有金有銀者，他們就要重視他，把他們提升到護衛者或輔助者中間去。須知，神諭曾經說過‘銅鐵當道，國破家亡’。”柏拉圖認為，由于人的稟賦不同，因此要有社會分工，以便在城邦中每個人可以“各就其職，各盡所能”。
二、城邦的正義
正義是柏拉圖《理想國》貫穿始終的主題，他的正義論，從個人的、經驗的、具體的正義人手，上升到國家正義，最后進入到理念的正義境界。柏拉圖構建了一個理想的城邦，或者說是他心中的正義國家。
在柏拉圖看來，人之所以要組成城邦國家，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為每個人單靠自己是不可能達到自足的，因此城邦可以被看成是一個相互需要的體系，一種保障人人都過上幸福生活的制度。正義首先就是“每個人必須在國家里執行一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其次正義在于各階級之間的和諧相處。社會的各階層按照自己的天賦所決定的地位和職責從事自己的活動，使各階層之間和諧相處，井然有序。理想城邦中三部分人，哲學王、軍人和勞動者，分別按他的理智、意志和情欲而派生的智慧、勇敢和節制的品德，合理分工，履行各自的管理國家、保衛國家和從事生產的職責，相互合作，各司其職，各守秩序。他認為社會分工的自然天賦是和諧、合理安排，因為統治者是金子制造的，軍人是用銀子制造的，而平民是用銅和鐵制造的。
正義是所有階級都需要的美德，既在個人中又在國家中存在。他反對正義是相對的，認為正義的基礎是理性，對于個人來說，靈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組成，個人要達到正義必須讓理性統治靈魂從而借助激情抑制欲望;對于國家來說，理想國由統治者、軍人和生產者組成，統治者的美德是智慧，軍人的美德是勇敢，全體公民的美德是節制，城邦的第四種美德就是正義，如果各等級都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美德，城邦就是正義的。柏拉圖極力強調每個公民的“各就其位，各盡所能”，極力反對相互僭越，即不同等級的人，尤其是低等級的人企圖取代高等級的人的地位，他認為這樣國家的秩序會被破壞，正義將不復存在。他說：“如果一個人天生是一個手藝人或者一個生意人，但是由于有財富，或者能控制選舉，或者身強力壯，或者有其他這類的有利條件而又受到蠱惑慫恿，企圖爬上軍人等級，或者一個軍人企圖他們不配的立法者和護國者等級，或者這幾種人相互交換工具和地位，或者一個人同時執行所有這些職務，我看你也會覺得這種交換和干涉意味著國家的毀滅吧。”“現有的這三種人互相干涉互相代替對于國家是有最大害處的，因此可以正確地把這稱為最壞的事情。”
三、德行教育
《理想國》的最終理想是培養“哲學王”，只有哲學王作為城邦的統治者，國家才會和諧，國家的正義才會有所保障。“除非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我們目前稱之為國王和統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嚴肅認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權力與聰明才智合而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須排除出去。否則的話，我親愛的格勞孑L，對國家甚至我想對全人類都將禍害無窮，永無寧日。”
培養哲學王的方式就是教育。柏拉圖認為國家與個人的正義具有同構性，“我們也可以假定個人在自己的靈魂里具有和城邦里所發現的同樣的那幾種組成部分，并且有理由希望個人因這些與國家里的相同的組成部分的‘情感’而得到相同的名稱。”一個人的靈魂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個要素。一個有德行的人應該使理性居主導地位，統帥激情，控制欲望，這也是人的靈魂的最佳狀態。 在他看來，個人與城邦相似，“在國家里存在的東西在每一個人的靈魂里也存在著，且數目相同。”柏拉圖通過音樂教育和體育教育使理智和激情得到協調，體育訓練身體，音樂訓練精神。在幼年時期，注重音樂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兒童從小受了好的教育，節奏與和諧浸入了他的心靈深處，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它就會變得溫文有禮……一個受過適當教育的兒童，對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特點也最敏感，因而對丑惡的東西會非常反感，對優美的東西會非常贊賞，感受其鼓舞，從中吸取營養，使自己的心靈成長得既美且善。”音樂教育的主要功能是訓練人的精神，激發人的理性，調節激情，控制欲望，培養節制的美德，從而達到靈魂的和諧。“這兩者(理智和激情)既受到這樣的教養、教育并被訓練了真正起自己本份的作用，它們就會去領導欲望――它占每個人靈魂的最大部分，并且本性是最貪得財富的――它們就會監視著它，以免它會因充滿了所謂的肉體快樂而變大變強不再恪守本份，企圖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應該控制支配的部分，從而毀了人的整個生命。”
音樂教育之后便是體育教育，國家的護衛者必須一生接受嚴格的身體訓練，“樸質的體育鍛煉產生身體的健康”。音樂教育與體育教育兩者相互補充，缺一不可，“護衛者需要兩種品質兼而有之”。“似乎有兩種技術――音樂和體育(我要說這是某一位神賜給我們人類的)――服務于人的兩個部分一愛智部分和激情部分。這不是為了心靈和身體(雖然順便附帶也為了心靈和身體)，而是為了使愛智和激情這兩部分張弛得宜配合適當，達到和諧。”護衛者教育結束后，公民是二十歲的青年。啟動哲學王教育的時機已經成熟。培養哲學王的難度最大，持續時間也最久。
哲學王教育由哲學學習和政治實踐組成，時間各為十五年。哲學學習又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四門課程作為哲學學習的預備，時間為十年;第二階段則用五年的時間學習辯證法，進行純粹的哲學訓練。順利通過的學員要在隨后的十五年內參與管理城邦的多種事務，培養政治技能，成為真正的哲學王。哲學家愛智慧者，并且愛智慧的全部，哲學家專注于真理，即對事物本身的認識，對事物理念的把握，對正義、美、善的把握。
哲學家熱愛真理，追求真理，追尋心靈的和諧，并不在乎肉體的快樂。哲學家由于對事物理念的把握，由于其對正義、美、善的把握，理所當然的便應該成為城邦的統治者。柏拉圖的教育通過改變人性，通過改變內部事實性從而達到價值與事實的統一，這是《理想國》的政治目標。
四、結語
柏拉圖生活的時代恰遇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遭遇失敗，民主政治遭遇危機，希臘城邦走向衰落，其師蘇格拉底遭遇審判被判以死刑，他目睹了這一切并因此想極力改變這種混亂狀態，他想化解政治與哲學之間的矛盾，哲學王的思想便應運而生了。
哲學王是理想城邦公民教育的產物，而其他類型的統治者則是失當教育的產物，這也是政體蛻變的根本原因。此外，柏拉圖在《理想國》企圖化解政治與哲學沖突的努力，充分揭示出政治與哲學的復雜關系。在他看來，哲學與政治的對立，無益于雙方。若不化解這一對立，不僅正義城邦永不可及，哲學亦不免于玷污。也只有城邦的支持，哲學才能發展;失去了哲學的指導，城邦就無法長治久安。柏拉圖化解哲學與政治的沖突、實現兩者的完美結合正是通過教育以改變人性來完成的。
“哲學王”應該怎么治理國家，又該制定怎樣的法律才能治理好國家?“哲學王”通過沉思和回憶，從而制定善的政策和法律，治理國家，管理軍隊，使社會正義和平，每個人都行正義之事，將自己的最美好的德性展示出來。回憶的最高境界就是回憶“善的理念”，在“理念”的世界里，最高理念是“善的理念”，是其他理念世界的最高根據，因此也被稱為“理念之理念”，以理念世界最高的存在而君臨一切。“哲學王”的目標就是回憶“善的理念”，從而以“善的理念”管理國家。
波普爾說：“柏拉圖著作的影響(無論好壞)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說，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圖哲學的，就是反柏拉圖哲學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圖哲學的。”柏拉圖的思想對西方思想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哲學王”理想人格的構建對于當今中國社會的建設也具有啟發意義。首先，柏拉圖的和諧思想對于我國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啟發意義。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時也出現了很多問題，個人道德素質低下等問題嚴重困擾著國家的發展進步。對于個人來講，和諧在于靈魂的理智、激情、欲望各個部分互不僭越，自身之內秩序井然。如果每個公民能做到守法，節制，整個社會便有了和諧的基礎。其次，“哲學王”的培養對于中國官員的培養具有啟迪意義。對兒童實行音樂教育培養節制和諧的品質，從小培養優越的品質，體育教育培養健康的身體，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從而提高整體國民素質。總的來說，《理想國》的“哲學王”思想雖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其理想人格的培養可以對中國兒童教育的發展有所啟發，其統治者理想人格的培養可以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以及官員道德水平的提高有所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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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哲學王”思想的理論審視
柏拉圖所處的時代，雅典正逐漸被一種“天下失序”的氛圍所籠罩，“理想國”正是他試圖重構秩序，實現正義的一種努力。“哲學王”是理想國得以構建的核心，在柏拉圖看來，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只有實現了哲學家的統治，才能真正地實現正義。那么，哲學家的統治是如何可能的呢，即柏拉圖是怎樣論證這一思想的，同時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又應如何審視這一思想呢?
一、三要素說與理念論：柏拉圖對“哲學王”必要性的論證
“正義”是柏拉圖構建其“理想國”的出發點和歸宿，而在柏拉圖時代的希臘，人們普遍持有的是一種有機體國家觀，即把國家當作一個整體，國家中的成員作為它的組成部分，地位低于整體，“個人沒有被視為獨立的自我，而被視為秩序的一部分，不是要追求孤立自我的幸福，而是要履行秩序中的特定職責”[1]。柏拉圖也是如此，他所追求的不僅僅是個人德性意義上的正義，更是整個城邦的正義。
以此為基礎，柏拉圖開始了他心目中理想城邦的構建。城邦誕生于分工原則的基礎上：城邦中每個人僅從事一項最符合自己稟賦的工作。基于這一原則創立的城邦中的成員分為三個等級：統治者，其責任是讓每個人都能夠得到最適合他天性的工作，以保障每個人的幸福;護衛者，其責任是國家的防衛工作;生產者，負責經濟。其中，統治者的美德是智慧，護衛者的美德是勇敢，而護衛者與生產者自愿服從統治者的領導，便是節制的美德。柏拉圖認為，如果城邦中每個人依自己的美德行事，那么這就是正義的城邦。而與城邦相對應，每個人的靈魂也分為三個部分：理智、激情和欲望。理智追求真理，因而能夠知道什么對整體與每一部分是好的，能被稱為智慧;激情能夠遵循理性的指導，知道什么是真正應該畏懼的，而不受娛樂、痛苦影響，就能夠被稱為是勇敢的;當一個人的欲望沒有絲毫不情愿地接受理性的統領，那他就被稱為是節制的。而當一個人能夠運用理性，妥善管理靈魂中的其他部分，他就實現了個人的正義。柏拉圖認為，只有哲學家具有理性和最高的智慧，能夠實現個人的正義;而只有當哲學家成為整個城邦的統治者時，城邦的成員才能發揮各自的功能，實現城邦的正義。
除了“三要素說”，柏拉圖還借助理念論來說明哲學家成為統治者的必要性。他將世界分為可見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見世界是以具體事物為認知對象的世界，而可知世界是以理念為認知對象的世界。柏拉圖又進一步區分了知識與意見的差別：意見是對事物表象的認識，并不能指向事物的本質;而知識則是理念形成的認識，是對事物本質的正確認識，“知識天然地與有相關，知識就是知道有和有者的存在狀況。”[2]220治理城邦同樣是一門知識，所以哲學家成為統治者的必要性也在于：統治者必須具有關于統治的知識，而只有哲學家才能夠把握知識，因此，只有在他們的統治下城邦才可能實現正義。
此外，柏拉圖還認為統治者必須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而勇敢、無私、節制等美德正是作為一個哲學家所具有的。
二、造就哲學家與使哲學家成為統治者：柏拉圖對“哲學王”可能性的論證
哲學家有必要進行統治并不意味著哲學家必然的統治，在柏拉圖看來，其間至少還缺少兩個步驟：第一，城邦中要存在哲學家;第二，哲學家要能夠成為統治者。實現了這兩部，“哲學王”的理想才有望實現。
(一)造就哲學家
要實現哲學家的統治，有哲學家存在是必然前提。柏拉圖從主客觀兩個方面分析了如何造就一個哲學家。
主觀方面，成為一個哲學家首先需要一定的天賦，柏拉圖說道：“一個人如果不是天賦具有良好的記憶，敏于理解，豁達大度，溫文爾雅，愛好和親近真理、正義、勇敢和節制，他是不能很好地從事哲學學習的。”[2]233只有天賦并不夠，他還要進行一系列的學習，首先是數學、幾何、天文，進而是辯證法。柏拉圖相信這些極其精確的學科乃是唯一適合于被用作哲學研究入門或者導論性質的課程，借由這些課程的學習，哲學家能夠對他的研究對象——理念——獲得同樣精確的認識。
同時，一個哲學家要健康成長，還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客觀環境。柏拉圖認為，“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個合適的國家里，一個哲學家是不可能有最大成就的，因為只有在一個合適的國家里，哲學家本人才能夠得到合適的成長”[2]248，但他所了解的現有環境卻并不能提供適宜哲學存在的土壤。具體來講，首先是來自公眾的輿論壓力，年輕人很難頂住公眾指責和贊美的洪流而堅持自己的看法。其次是利益的驅動，由于很早就顯現出它的卓爾不群，具有哲學天賦的青年周圍往往會圍繞一群諂媚之徒，使他妄自尊大，驕奢自滿;而即使他接受忠言，能夠走向哲學之路，他周圍的人也會由于認為哲學對他們無用而進行百般阻撓。最后，是偽哲學家敗壞了哲學的名聲，使具有哲學天賦的青年對哲學失去了興趣。因而，哲學家成長的困難不僅在于對天賦和教育的高要求，還在于惡劣的環境使哲學家墮落變質。
盡管哲學家的造就是困難的，惡劣的環境又扼殺了他們中的一些，但是柏拉圖認為仍然有微乎其微的少數人有可能成為哲學家，他們或是因為出眾的天賦，蔑視其他技藝，或是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卻因為流放而避免了腐蝕，或是身體羸弱遠離政治，甚至可能是由于神跡的恩典。
(二)哲學家如何成為統治者
實現 哲學家的第二個必要步驟是使哲學家成為統治者。但現實的情況是，在城邦中產生一個哲學家已經是如此的艱難，與之相比，哲學家要成為統治者更是難上加難。柏拉圖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責任并不在于哲學家，而在于世人，這就如同“船長求水手們受他管制或者智者趨赴富人門庭一樣，都是不自然的”[2]236，真正的統治者不應該要求被統治者接受自己的統治，而是應該有要求被管制的人去請求統治者的統治。
而之所以會變為現在這種情況，柏拉圖一方面認為，這是由于人不了解真正的哲學和哲學家，進而對他們產生了誤解，這往往使“配得上哲學的人離棄了哲學”，而偽哲學家們同時又進一步加強了人們的這種誤解。
哲學家不受重視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柏拉圖以一個洞穴的比喻做了說明。如前所述，柏拉圖認為只有哲學家才能把握理念，即事物的本質與真理。普通人只擁有意見，他們不能理解真理，甚至認為真理是荒謬的。因此，哲學家淪為了無用的所在;更進一步講，由于哲學家掌握的真理對現狀起到的是一種顛覆的作用，他們有可能被公眾敵視而身處危險的境地。所以，哲學家往往最終選擇了沉默，“看別人干盡不法，但求自己的能終生不沾上不正義和罪惡，最后懷著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滿意足了。”[2]248
此外，哲學家要成為統治者還面臨著它自身的障礙。因為已經習慣了光明生活的靈魂是不想再被黑暗所迷誤的，“那些已經達到這一高度的人不愿意做那些瑣碎俗事，他們的心靈永遠渴望逗留在高處的真實之境”[2]276。
雖然哲學家在城邦中的處境是艱難的，其自身也缺乏成為統治者的意愿，但柏拉圖仍然認為他們是有可能成為統治者的。對于大眾，可以憑借 教育將人性朝著正確的方向型塑，說服大眾，使他們接受哲學家的統治，甚至，如果有必要，謊言也是一種可行的手段。“如果公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那么他們就很容易懂見他們所遭遇的各種困難，并且很容易應對突然出現的緊急情況”[3]。而對于哲學家自身來說，柏拉圖也認為哲學家們雖然不愿，但仍然會再回到“洞穴中”。他無法坐視自己的同胞身處“洞穴”中而置之不理，因而“自由地選擇了不自由”，利用自己的道德和智慧讓他的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所以，哲學家從政不僅是一項道德義務，更是償還人情的要求。
綜上所述，柏拉圖為我們闡釋了實現“哲學王”理想的兩個必要步驟。盡管實現他們困難重重，但柏拉圖仍然認為是有希望的
三、短評：對
哲學王思想是柏拉圖在當時“天下失序”的大背景下，重構統治秩序的一種嘗試，雖然最終連柏拉圖自己也承認這一設想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時至今日，他的思想對我們來說仍有許多積極的意義。
首先，“哲學王”思想為人類 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多維的視角。桑德爾曾指出，理想國能否實現只是一個次要問題，如果柏拉圖真的認為理想國能夠實現，那只能說明他不僅僅是過于理想主義，甚至可以說是 政治上的無知。顯然事實并非如此，柏拉圖的真正用意在于闡明一種國家的本質，指出一種應然的國家狀態，為現實的政治發展提供嶄新的視角和前進動力，而不是提出一個有待實現的烏托邦的設計方案。
其次，“哲學王”思想突出了由專家治理國家的重要性。哲學家進行統治是因為他能夠掌握治理國家的技術，而寡頭制、僭主制、民主制之所以是不正義的制度，正是由于這些國家并不由“專家”治理，而是依據統治者的欲望。同樣，回顧整個人類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因為缺乏恰當的統治技術和能力而造成的動蕩比比皆是，而現代工業 社會的政治在復雜度、廣泛性和專業性等方面更是大大超越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正如韋伯指出的，對于政治家這種 職業，只有那些對于政治事務有著濃厚興趣，同時具有較高政治理性和政治能力的專家才能駕馭，這點對今天的中國尤其有警示意義。
最后，“ 哲學王”主張的道德統治，把人的精神生活納入政治的視野之中，這給我們諸多啟示。柏拉圖繼承了他老師蘇格拉底“美德即知識”的命題。他認為哲學家是最有美德的人，也只有他能夠挖掘潛在于每一個人靈魂中的美德，哲學家的統治實際上也是一種道德的統治。雖然這種統治在現實中不可能實現，但我們不能對其這樣評價，正如上帝同樣不存在于現實生活中我們卻不能否定其意義一樣。博爾曼認為，在西方社會的 文化正面臨著一種“精神崩潰的危險”，而造成這種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道德信仰的缺失。同樣在今天的中國，層出不窮的各種社會問題往往都與道德的缺失有關，“哲學王”思想雖然不能給我們提供直接的出路，但其中的閃光點，如始終將人的精神生活納入政治的視野下，仍然可以給予我們多樣的啟發。
看了“柏拉圖的哲學王作文”